爱华网1926年初夏的一天，44岁的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冯耿光自北京起程，悄然踏上南下探亲之旅。老家广东番禺的他，北漂多时，公务缠身，偶尔回家看看，也是人之常情。 但冯氏返乡的时机却很敏感：广东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已箭在弦上，气势逼人，西北冯玉祥麾下的国民军一度问鼎京师，遥相呼应，而北洋政府仍内讧不已，风雨飘摇，以京津为大本营的北方金融实业家们，不免人心惶惶。 游走军政商三界二十余年的冯耿光，此番南归，果然是负有秘密使命的。 “北人”南往 冯耿光决定动身前夕，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贻（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的一份内部报告，紧急送到北京总行，内称“南方声势很盛，军事甚有把握”。而早在去年，贝祖贻已致信告知总行高层，广东国民政府有苏联等国际援助，应当重视。 当时执掌中国银行实权的“三巨头”，分别为正、副总裁王克敏、张公权，以及曾任总裁的冯耿光，王克敏还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三人密商后，认为北方政局危殆，军队难打胜仗，而南方实情究竟如何，不敢轻易相信，最好能派人亲往察看。恰好冯耿光是广东人，以探亲名义回粤，不会太引人瞩目。 返抵广东后，冯耿光公开活动范围仅限于中国银行在广东的分行。但他早年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私下里跟国民党军政官员中的留日同学多有接触，发现南方政局生气勃勃，成功机会确实很大。 住了一段日子后，心中有数的冯氏北返。途经南京时，应东南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之邀见面谈论时局。孙以日本士官学校晚辈身份向冯“请教”：“张作霖是个土匪，蒋介石是个流氓，两个人都来拉拢我，你看我和哪个合作比较好？”冯委婉劝告：“富强抑弱，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暗示北伐军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孙传芳“不识时务”，最终身败名裂。
冯回京与王、张面商后，三人达成共识：不管中国政局如何发展，将来谁掌大权，中国银行都要有个稳妥的靠山，寻求与南方合作，应是当务之急。 正巧原籍江苏宝山的张公权，得知母亲在沪病危，即以此为由，于1926年6月初移驻上海。他设立副总裁驻沪办公室，以之为据点，联络各方，静观其变。王、冯二人则留在北京，继续与北洋政府打交道。在南方，由贝祖贻出面活动，与执掌财权的宋子文、孔祥熙频繁来往。 北方金融系统另一巨擘交通银行的掌门人，也是一位广东籍北漂——“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眼见南北政治、军事态势逆转，他不能不预作打算。 1926年冬，随国民政府进驻武汉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电邀梁士诒来汉商谈财政金融人事宜。梁顾虑到自己与奉系张作霖的铁杆关系，不好亲自出面，遂委派代表南下，与宋达成口头协议：将来所有重要城市中，中国及交通两行有设立分行的，均再设中央银行，以便互相扶持；交通银行汉口分行代理兑换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并给予后者一定的透支额度。 至此，身为北方金融界中流砥柱的两大银行已暗度陈仓，与风头正健的南方政权搭上了关系，“南北合流”，只欠东风。 联合自卫 1926年12月13日，北方金融实业家90余人齐聚天津，发起组织产业协会，并派代表与南方同行接洽，进行“联合自卫”行动。此举的积极推动者，乃是通称“北四行”的盐业、金城、大陆及中南银行的一批头面人物。 20世纪20年代，华北有两大资本派系：一是曾两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与张謇并称实业界“南张北周”）控制的启新、华新集团，二是皖系军阀倪嗣冲掌握的裕元、金城集团。其中一些投资额较大的厂矿及“北四行”，重要股东多为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及政客。 在北方，以民营资本面目示人的“北四行”的实力，仅次于官商合股、兼有国家银行性质（代理国库收支、有大规模发钞权）的中国、交通两大银行。 它们的实际管理人，不是军阀、官僚股东们的子侄，就是以较少份额入股，但拥有工商企业或银行操作经验的专才，后者如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 有关这次南北金融实业界“联合自卫”行动具体细节的史料不多，只是从若干头面人物的频繁活动及人脉网络上，仍可一见端倪。 如周学熙通过北洋政府的老同事、外交前辈颜惠庆，疏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皖系资本（倪嗣冲已于1924年去世）则走蒋介石的军校同学兼“高参”张群的门路，后者时任国民革命军南昌总司令部总参议。又如蒋介石另一亲信黄郛（“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跟都是留日海归的张公权、吴鼎昌、周作民等，均为莫逆之交。 此外，与中国及交通两大银行一样，“北四行”在南方主要城市，如广州、武汉、南昌和上海，大多设有分行，可以作为各方沟通联络、策划合作的落脚点。 就在1926年冬天，蒋介石驻扎的北伐军大本营南昌，成了金融实业界“南北合流”的汇合点。且不说江浙财团首脑虞洽卿、陈光甫已与蒋频频函电来往，称兄道弟，北方金融界也派出了中国银行总文书（相当于秘书长）吴震修，以处理南昌分行放款业务为名，前来接洽。 吴是冯耿光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又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中，当参谋长及师长黄郛的副手。而那时候，蒋介石、张群不过是区区一名团长而已。老同事相见，相谈甚欢，蒋开口要100万元现金充作军费，吴同意由中国银行先借50万元，并答应“如果北伐军能够打到杭州，其余半数就可以借到”。 待到1927年3月，虞洽卿、陈光甫等在沪成立为蒋介石筹措巨款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时，代表中国银行的吴震修，以及“北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钱新之、交通银行厦门分行经理汤筱斋，在十五名委员占据三席。 自冯耿光受命返粤至此，大半年间，“南北合流”，终成定局。 冷暖自知 金融界“南北合流”在先，军政界“宁汉合流”在后，得资本者得天下，在1927年前后云谲波诡的中国政治大变局中，俨然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但依托新兴政权求自保的资本家们，是否真的如愿以偿了呢？ 1928年10月，南京政府宣布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中国银行由原北洋政府“央行”变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加入官股，总行迁往上海。总裁王克敏因是原政府红人，遭新政府通缉，被迫逃亡大连（他成为亲日派大汉奸，那是后话）。中行董监事人选中，与原政府关系较深者，皆换成接近南京政权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华侨富商，重新出任总裁的冯耿光多受掣肘，未几即告辞职，挂着常务董事之名，不再到行办事。 接掌中行的张公权，因不愿事事听命于政府，屡次与蒋、宋、孔等掌权者发生意见冲突。到了1935年3月，他突然收到一纸调令，转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等于被强制逐出中行。政府同时增加官股至2000万元，比例与商股持平，宋子文出任董事长，独揽大权。 中行股权及人事地震后不到一个月，备受压力的交通银行股东，不得不开会决议，接受官股增加1000万元，而商股维持不变。南京政府以近六成半官股对三成多商股，一举取得交行的话事权。 名列“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吴震修、钱新之，为蒋介石所罗致，自此涉足政界。吴获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还一度代理上海市市长；钱新之当过中央银行副行长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职。 “北四行”大佬之一的盐业银行吴鼎昌，因失去北洋军界依托，无法继续从事金融业，转而投身报界，接办天津《大公报》，后来还是加入政界，1935年官至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 由此观之，尽管“南北合流”后，那一代金融界精英的人生路各有沉浮，甚至别开生面，但其绞尽脑汁守卫的宝贵资产，却或迟或早改变了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