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学术界还原亚当斯密的文章很多，最早当中国某主流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家不应该讲道德的时候，就又大量的学者马上指出亚当斯密是道德学家，在其出版《国富论》之前出版过《道德情操论》，2012年郎咸平在其《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中，也部分还原了亚当斯密的形象，本文继续还原，主要是针对“看不见的手”，主要参考的是李学俊的考察。 如果你认真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会令你惊讶不已，因为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论证“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与谴责私人资本为了私利伤害消费者，损坏社会公众利益，胁迫政府、国会，暴力伤害国会议员等等丑行，充分证明他们的私利与公众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 在《国富论》，不仅看不到斯密关于所谓“自利利他”现象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理”的论证，也看不到斯密关于“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一致”的任何论证，反复看到的倒是斯密对个人逐利时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揭露与谴责。 其实最早将亚当斯密理断章取义的是萨缪尔森，萨缪尔森编著的《经济学》已经出版18版，误导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因此，虽然撒翁已去，但是西方经济学必须纠正对《国富论》的断章取义。否则，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了学术的道德底线。 大名鼎鼎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出自《国富论》中的这段话： “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是“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原始出处，亚当斯密这段关于市场中私人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时常常产生自利利他现象的描述，引来后世西方经济学家们制造出一个经济学神话：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社会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和谐一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影响巨大的《经济学》中说：“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即在本章开篇所引的《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他强调即使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是更好。” 经过萨缪尔森如此这般的提炼，完善，亚当.斯密在关于私人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时常常产生有利于社会公众利益现象的描述就被定格为萨缪尔森权威定论，而从不顾及亚当.斯密其余大量的反证，最终酿成了一个广泛传播的虚假神话。 有人说过，所有逝去的人都可能被变成活人任意打扮的玩偶。伟大的斯密也没有逃脱这个魔咒，成为了被萨缪尔森任打扮的玩偶。 斯密在描述了人们追逐私利，被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常常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现象的同时，也大量记载与揭露了私人追逐利润时，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伤害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矛盾冲突的现象。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支配指导着劳动者的一切最重要动作。但他们这一切规划和设计，都是以利润为目标。利润率不象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繁荣而上升，随社会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国自然低，在贫国自然高，而在迅速趋于没落的国家最高。商人和制造业者通常是使用资本最大的两阶层。因为他们最富裕，所以最为社会所尊敬。他们终日从事规划与设计，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可是，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于这种比较优越的理解，他们往往利用乡绅的宽宏施行欺骗手段，使他老老实实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众利益，唯有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并使他仅仅凭了这单纯而诚笃的信念，舍弃自己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去迁就他们。（注：这跟中国当下的金融公知是一样，只认为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 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6] 此刻，工商资本家们欺骗公众，压迫公众，何来自利利他呢？ 何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一致性”呢？还是斯密说得准确：“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在比较乡绅与资本家的时候，斯密就指出他们的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在一切人民中，乡绅与农业家算是最少有卑劣的独占精神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光荣。大制造厂企业家，如果发觉附近二十里内新建了一个同种类工厂，有时会惊慌起来。……乡绅与农业家，散居国内各地，不易于结合，商人与制造业者，却集居于城内，易于结合。他们都沾染城市所盛行的专营同业组合的习气，他们一般取得了违反各城市居民利益的专营的特权，自然竭力设法取得违反所有同国人的专营的特权。保障国内市场独占、限制外国货物输入的方法，似乎就是他们的发明。” 斯密还指出，由于美洲的发现，本来是可以通过自由贸易给各国人民带来利益的，但是欧洲资本家损人利己的蛮横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大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许多商品对欧洲来说也是新奇的。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新的交易，它当然对旧大陆有利，但自然对新大陆也同样有利。由于欧洲人蛮横地侵害别人的权利，一件对所有国家本来都是有利的事情，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亚当.斯密明明白白的大量揭露与谴责了私人资本损人利己，伤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论证了私人资本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性，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们却非得强说是亚当斯密论证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一致呢？如果的确是没有看见斯密的这些论述，那么可见他们作学术研究的作风是何等的草率轻浮，以致如此武断地断章取义，扭曲阉割了斯密的思想，这是严重恶劣的学术腐败，其立论极其不严谨，强加给斯密的理论就是谎言。 斯密大量直接揭露谴责私人追逐利益最大化时贪婪人性损人利己，伤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论述，西方经济学为何不据此说亚当斯密指出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的不和谐一致”呢？ 不知斯密仅仅是关于个人逐利中可能产生的“自利利他现象”的描述，怎么就被萨缪尔森变成了是斯密在“ 《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呢？ 这显然与斯密的该论断本身相矛盾，与斯密的全面论述全面矛盾，当然与客观现实更是矛盾。 西方经济学在论证自由市场经济的合理完美的时候，常常滥用权威来为自己观点作证。萨缪尔森也不例外，他说： “斯密用几百页的篇幅抨击了政府数不胜数的干预蠢举。不妨回顾一下17世纪那些试图改进其产业的纺织行业的会长。当时城镇行会规定：‘如果纺织者要想用自己发明的方法织布，则应该首先取得行会中四个最年长的商人和四位最年长的纺织者的同意；其次还要经过城镇法官的准许，才可以使用一定数量和一定长度的纱线。’斯密辩驳说，这类约束——无论是由政府规定还是由垄断者提出，也无论是关于生产还是对外贸易——都会限制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行，并最终损害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
斯密指出的是阻止技术发明与创新的是市场中的不是政府，而是中世纪的同业行会。因为需要获得行会中最年长的四位商人和四位最年长的纺织者同意。最年长的商人和最年长的纺织者，他们恰恰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角，因此他们如果阻止技术进步们，与政府何干？反之，这个案例恰恰证明阻止技术进步的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角们自己：一个个的私人。 斯密还揭露谴责私人为了私利最大化胁迫政府与伤害国会议员，斯密的确反对政府不当干预对经济的伤害，但他是有所指的，他大量反对的是一些大私人资本出于自私自利胁迫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加害不听他们的话的正直的国会议员，反对他们对自由贸易的严重阻碍与破坏：“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 斯密批判商业独占权，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他们象一个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一样，不但可以胁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胁迫立法机关。赞助加强此种独占权提案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得理解贸易的佳誉，而且可在那一个以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与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案，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那末，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不免受最不名誉的侮辱与诽谤，不免受人身的攻击，而且有时有实际的危险，因为愤怒和失望的独占者，有时会以无理的暴行，加害于他。”显然这不是对政府干预的批判，恰恰是工商大资本家们绑架政府国会，胁迫政府动用国家权力来实现他们的私利。 私人资本或资本集团出于私利胁迫政府与国会不当干预经济，不仅存在于英国，也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的国家。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斯密认为，私人资本造成的危害比封建王公的危害还大：“国际通商与个人通商一样，原来应该是团结与友谊的保证，现在，却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们反复无常的野心，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大于商人和制造业者们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我认为，按照人事的性质，这种祸害是无法除去的。至于不是亦不应该是人间支配者的商人和制造业者们，其卑鄙的贪欲，其独占的精神，虽也许不能改正，但要不让他们扰乱别人的安宁，却是极其容易的。 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象同业组合内自由人的利益在于阻止国内居民雇用其他人而只雇用他们自己一样，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自己保有国内市场的独占权。因此，在英国，在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对于几乎一切由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都课以异常重税。因此，凡能输入本国，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制造品，都课以高的关税，或禁止输入。因此，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换言之，对民族仇恨异常激烈的国家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的限制。” 由于资本的独占垄断，“葡萄牙人独占东印度贸易几乎达一百年之久，其他欧洲国家要把任何货物运到东印度去或从东印度购入任何货物，都须间接经过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纪初叶荷兰人开始侵入东印度时，他们把全部东印度的商业交由一家独占公司经营。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随后都仿效他们的先例，所以，欧洲任何大国都没有享受到对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利益。” 可见，正是葡萄牙人的垄断和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仿效他们垄断，导致欧洲任何大国都没有享受到对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利益。 斯密继续批判到，资本家们不仅如此独占，而且他们损人利己的卑鄙贪欲还危及国家之间的和平，这种危害不仅比王公大臣危害大，也比政治家们造成的危害还大，呼吁“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独占观念和卑鄙贪欲，虽然无法改正，但至少别去扰乱人民的安宁”： 综上所引可见，斯密虽然承认个人追逐利润的时候往往会自利利他，同时也指出往往损人利己，危害社会。这种危害比王公贵族和政治家造成的损害还大，因此特别反对大资本垄断操控市场，胁迫政府与国会干预经济，伤害议员。 因此，强说斯密完全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之说显然没有根据的。所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恰恰主要是反对少数工商大资本出于私利胁迫政府进行的干预。 综上所引可见，萨缪尔森经济学引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那一段关于市场经济中私人资本常常产生自利利他现象的论述后，便草率得出是斯密论证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的理论表面上是神话了亚当.斯密思想，其实质是阉割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制造的最大的理论冤案，是对亚当.斯密伟大人类精神的强暴。 其实资本是中性的，人性是复杂的，自私既可能自利利他，也可能损人利己。这就是普通人的常态，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时的两种相反的常态。当然，最异化、最愚蠢、最变态、最疯狂的行为是：损人并不利己。 不可否认，个别资本在追逐自己利润的同时，的确也常常会造福社会。但是，这仅仅是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能够满足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不防碍他个人自己利益的时候如此。 也就是说，一旦当公共利益与其私人利益相冲突。私人资本几乎毫不犹豫地跨过这条红线，用各种方式抢夺他人利益，其冷酷无情远远超过冷酷无情的夏洛克，不仅一定要割掉安东尼奥胸脯上的一磅肉，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在利润率面前，在利益最大化面前，道德、法律与良知能为其所用的时候，就为其所用；不能为其所用的时候，那些尚属善良有德，坚守人性的资本家可能就此止步，而那些被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欲火烧烤的资本家们不能自已，必定践踏这一切。 后世的资本主义实践也非常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而马克思也曾引用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评论家的著名评论给予了最深刻的揭露：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其实，当今的许多私人资本的谋利方式，利润率早已超过300%，而当社会阻止他们取得这种暴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制造社会矛盾，甚至制造战争或所谓的“革命”，从中获取超高额的暴利。 但是，这并不等于斯密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彻底的无所作为，任其放任自流。因为他已经洞察到私人为了自己利益严重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面，而为了防止这种伤害，通过国家立法与政府干预就是自然的选择。所以，他认为国家应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 斯密强调国家立法“不为片面利益的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即不被私利所蛊惑，其意思就是主张国家立法应该坚持公正独立，防止私人资本对国家立法和经济决策的干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不仅如此，斯密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奖励政策等等来保护国防等战略产业以及帆布火药等民用产业： 斯密指出“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末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末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对于英国制造的帆布及火药的输出奖励金，也许都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加以辩护。” 萨缪尔森绝笔的修正 晚年的萨缪尔森最终也意识到了自己断章取义的危害，萨缪尔森面对这个神话的破灭，不得不承认：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和思考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一学说的适用范围和现实的局限性。我们发现存在着‘市场不灵’，并且市场也不总是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市场不灵的一种情况是垄断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完全竞争。‘看不见的手’的第二种不灵表现为市场的外溢性或外部性：正面的外部性包括科学发现等，而负面的外溢效果包括环境污染。” 斯密早就在《国富论》中将个人欺骗与垄断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写得清清楚楚。两百多年了，难道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读到亚当斯密的这些明明白白地揭露与谴责？而且还说这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亚当.斯密真实冤枉死了。 为何会出现如此怪事？不过好歹萨缪尔森在自己的绝笔之作，第18版《经济学》中承认了神话的破灭，并且承认了经济活动中，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关于政府成就和政府不灵的争论再一次提醒我们，合理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课题。在刻画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和民主政府规制干预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的问题上，经济学是能够帮助社会的必不可缺的基本工具。一个好的混合经济应当是、且必须是有限制的混合经济。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中。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 市场经济较计划经济是比较有效率的经济，但是，却存在私人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严重伤害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如果完全的自由主义，就像萨缪尔森承认的，只是梦想。客观的说，萨缪尔森最后的经济学绝笔终于说出了市场经济的真相： “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混合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一种正在探索的混合经济。中国需要坚定的是不要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神话所忽悠误导，应该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萨缪尔森编著的《经济学》已经出版18版，误导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因此，虽然撒翁已去，但是西方经济学必须纠正对《国富论》的断章取义。否则，西方经济学仍旧明知故作，将一个亚当斯密没有论证的观点，一个公开反对的观点强加给亚当斯密，以讹传讹，已近误导世人很久，又制造了经济学冤案很久，还不纠正，就彻底的丧失了学术的道德底线。 参考文献：李学俊 《冲破经济学危机——世界和谐共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