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庚子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准开商会起，至国民党政府定鼎南京、实施“党国体制”止，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可能是近现代史上中国商人企业家独立自主意识最强，以商会组织为主体力量与官府抗衡最频繁、参政议政意识最高涨的时期。 1910年立宪派发起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以天津商会为急先锋，上海及汉口两大商务总会为两翼，应是国内商会第一次全面“叫板”中央政府，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立宪”虽最终未能落实，牵头发动者因遭镇压而难免流放边疆之苦（详见本报2013年3月11日D8版《促开国会“三进宫”》），但它极大地激活了城市中上阶层的民心，为第二年武昌首义枪声一响，大江南北山河变色，作了相当的铺垫。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鼓动革命党人倒袁，包括江苏（时管辖上海）在内的部分省份宣布独立。但身为全国商会领袖的上海总商会发出通告，表示反对此次“扰乱”，并分别致函南北军队，声称无论何方先启肇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因为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会董意见不一，还差点造成总商会的分裂。 从日后的正统革命史观看，商会这次支持顽固的袁世凯北洋政府，是不明大义，站错了队。但客观地说，孙中山一派在宋案证据未足之时，绕过法定调查程序，难免有借机发难的嫌疑，商人在商言商，祈求市面安定，不盲从“革命”，似难苛责。两年后袁氏图谋复辟帝制，曾拉拢上海总商会，后者不愿附和，可见对大是大非，还是有其判断的。
商会中人与革命派政府的另一次重大冲突，是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以买办商人陈廉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工厂创办人陈启源之孙）为首的广州商团武装，因商业发展与民生建设问题，与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长期不和，最终导致双方激烈交火，国共两党联手将商团全部消灭。在后来的教科书中，此次事件被认定为“反革命叛乱”，但连孙中山本人也在事后私下承认，他在家乡广东已失去民心支持，唯有尽速图谋向北进取。个中深意，颇堪玩味。 此前不久，上海总商会自行草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起民治委员会，欲成立商人政府，挽时局动荡之狂澜于既倒，被热情洋溢的政治新秀毛主席誉为“商人干政第一声”（详见本报2013年9月16日D8版《“商人政府”成画饼》）。尽管因缺乏付诸实施的实力和条件，最后不了了之，仍不失为商人参与中国现代民主宪政建设的一次大胆尝试。 再往后，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宁汉分流”“上海清共”中，以江浙财团为核心的上海商界的历史性抉择。虞洽卿、陈光甫等人的“宝”当时看来没押错，但他们可能忘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养虎为患”。一旦你死心塌地扶上台的政客羽翼丰满，江山坐稳，再想“与虎谋皮”，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