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虞洽卿在上海商业请愿团的动员会上慷慨陈词：“当革命军来沪时，商界曾竭力协助，苟事成而不顾商民痛苦，是违反革命意旨。”除当场列举的诸多恶劣现状外，似乎还另有所指，那就是新政权以“革命”之名，肆意侵夺各地私营企业财产，直接或间接令江浙资本家蒙受巨大损失。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928年4月间，北伐军攻占山东煤业重镇枣庄后，以当地中兴煤矿公司“北方军阀所占逆股颇多”为由，委派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俞飞鹏前往“整理”该矿。俞飞鹏是蒋中正的浙江奉化同乡，也是蒋长期亲信的后勤总管。 俞飞鹏与中兴公司“商议”期间，一面派员全面接管厂矿管理及销售运输业务，一面在上海报纸登广告拍卖30万吨存煤。公司代表与俞氏交涉，得到的答复是：拟清查（与军阀）有关系股份，收作官股，并将存煤全数充公标售，如愿留煤，须报效军饷500万元，方准自由营业。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确定，“公司报效军饷百万，逆股充公，商股照旧维持”。 中兴公司本指望先卖煤后“报效”，俞飞鹏则坚持收齐百万现款后才能“解禁”。此时，上海各银行因中兴旧债误期，已失信用，新债又无可靠抵押品，不肯继续借款，上海煤商也忌惮政府政策反复，未敢施以援手，中兴无法及时筹措足够的“赎身钱”。俞飞鹏借此拒绝与其继续谈判，7月5日，“大为震怒”的蒋总司令正式发布公告，将中兴煤矿所有矿产充公。 中兴公司先前以存煤为担保，委托浙江兴业、中南、大陆、金城、盐业等5家银行发行过200万元债券，煤矿一旦全数充公，债券将成废纸，银行势必受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这下坐不住了，他们急忙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财政、农矿、司法、工商等部发电文，指出此举是“使民产与逆产，受同一之处分”，令政府颁布的《处理逆产条例》“保障民产之精神，为之摧毁无余”。 据事后查明，中兴煤矿500万元股本金内，商股占十分之七八，与北洋军阀及官僚有关的“逆股”，不过十分之二三，最大“逆股”为前安徽督军“辫帅”张勋（此时已病亡）投入，共80万元左右，其余少量为黎元洪、张作霖等持有。 上海银行公会在上述电文中还声明，“各银行与该公司，虽非立于同一地位，惟金融与实业，息息相关，必实业有安全之保障，而后金融有长足之进步……如果政府予夺任情，法律保障，失其效用，前车之鉴，人有戒心，银行谁敢放款于工厂，存户亦谁敢储款于银行？” 与此同时，上海商界发起集体赴南京“上访”行动，银行业公会代表踊跃参与。也许是感受到来自上海“金主”们的强大压力，蒋总司令不愿因小失大，遂同意作出让步。同年9月下旬，在黎元洪之子黎绍基代表中兴股东将100万元“报效”款如数交清后，准予按原定办法，“逆股归公，商股维持，将该矿发还公司自办”。 那段时期里，南京国民政府借故收归国有的，还有浙江省商办长兴煤矿。因受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影响，该矿一度暂时停工。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全国建设委员会以该矿经营不善、欠纳矿税为由，宣布取消其采矿权，派员强行接收。 长兴煤矿历年来以采矿权为质押，向上海各银行借款累计310多万两银子，如若矿权突然收回，资产及债务纠纷势必难以清理，银行团与公司股东因此强烈反对。股东们又一次向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访”，上海总商会也发电文给全国建设委员会，谴责其接收之举是非法的，要求将矿权归还原主。 如此种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大半个世纪后，发生在“煤都”山西的一连串煤矿“国进民退”行动。被地方政府勒令退出煤业的大量民间资本，恰恰很多都来自浙江商人。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但有些令人兴叹的戏码，总是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