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五中全会在新首都南京隆重开幕。本来，这应该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却意外地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此前两个月，国民革命军攻下北京，北洋政府末代首脑张作霖在匆忙退回老家奉天途中遇炸身亡，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大业的完成，指日可待。年方四十的蒋中正，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一身，党内、军内的声望地位，一时无人可敌，只差向权力巅峰作最后一跃。 但气氛热烈的会场之外，突然来了数十位高举请愿书的不速之客，为首者，正是蒋总司令的宁波老乡和最大“金主”虞洽卿。 “此系最后五分钟” 国民党五中全会开幕前两天，上海商界也齐聚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各业联席会议，筹组赴京请愿团。 虞洽卿一改新政府“铁杆盟友”的姿态，在发言中声称，此行“名为请愿，实即监督”，批评“当革命军来沪时，商界曾竭力协助，苟事成而不顾商民痛苦，是违反革命意旨”。言语之间，大有上纲上线的味道。 他还一口气列举诸多不利商人的现状，如外货税轻，国货重征，外船保护，内轮擅扣；从前每车货物纳税三十元，现增至九百元；贷款利率各国最高六厘，日本低至四厘，国内起码一分；海关主权为洋人掌握之总税务司操控，等等。 他最后鼓动道：“国民政府以国民为主体，此系最后五分钟，故请愿团代表愈多愈妙。” 带头大哥宣布“倒戈”，郁闷已久的商界同仁自然群起呼应，很快公推上海总商会骨干虞洽卿、冯少山、顾馨一、王晓籁四人为首，组成请愿团。 四人之中，除不久即因“涉共”案遭通缉的粤籍侨商冯少山（后成为接近中共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者之一）外，均为曾大力筹款支持国民党“清共”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员。上海土生土长的顾馨一经营杂粮起家，人称“粮食大王”，绍兴帮巨子王晓籁则长期活跃于政商两界。 他们拟定了一份请愿书，内称如今北伐完成，军政结束，训政开始，特提出十项请求： 一、颁布约法；二、监督财政；三、永保安宁；四、裁减兵额；五、财政统一；六、整饬党纪；七、关税自主；八、免除杂税；九、劳资合作；十、恢复交通。 所谓“军政”、“训政”，源出“国父”孙中山1924年手书的《建国大纲》。孙中山将国家建设程序分为三步，即武力统一的军政时期，党国体制的训政时期，以及宪法治国的宪政时期。 蒋中正以孙中山的衣钵继承人自居，全国政权既已到手，继续推进革命理想的实现，是理所当然之事。商人们乱极思治，重温“总理遗训”，与国民党当下的执政理念和施政路径，并不相悖，他们提出的整顿财政税收等具体经济诉求，也是初步站稳脚跟的新政府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既然政商之间并无难以调和的冲突，为何一向精于利害计算的上海商界，要采用集体赴京请愿这般激烈的手段？ 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必须走得更远一些” 此次上海商界“集体上访”，其实是“早有预谋”的。幕后推手不是别人，乃是蒋中正十分倚重的大舅子，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 在“宁汉分流”中弃“汉”投“宁”的宋子文，大半年前刚代表宋家亲手把妹妹宋美龄“托付”给蒋中正，为何要在政治盟友及妹夫即将登顶的关键时刻，暗中拆台呢？ 在那本有名的专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哈佛大学中国史学者小科布尔分析说，宋子文长于上海富商之家（父亲宋耀如自美返沪传教兼经商），又入读过哈佛经济系，对私人企业家尤其是上海资本家，有相当的好感，他意识到政府理财上能获得资本家的自愿合作，比专凭强制手段，是更为明智的长远政策。 而军人出身且早年混迹过青帮的蒋中正，用来对付金融团体的唯一可行手段就是勒索和敲诈。北伐后期，北京一位银行家不愿提供贷款，蒋当即下令罚款十万元。虞洽卿及江浙金融界主脑陈光甫等主持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当初之所以答应为兵临城下的总司令筹措巨额军费，很大程度上也是慑于其“没钱无法维稳”的直接要挟。 1928年六七月间，宋子文分别在沪、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及全国财政会议，讨论尽快统一国家的金融、财政，裁兵以限制军费，裁厘以活跃商业，就是为了争取应邀参会的上海资本家们政治上的支持（参见本报2013年9月2日D8版《宋子文“站队”》）。 据《字林西报》（晚清民国期间上海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的时事周刊当日报道，在全国经济会议总结讲话中，宋子文说：“财政部一定会支持你们的，但是你们自己必须越出财政部走得更远一些，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只有与会的商界成员的坚强意志，才能创造广泛的公众舆论来对这些机构施加影响。”
正因为得到“国舅爷”兼“财神爷”的力挺，8月6日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组成的请愿代表团，才决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递交“最后通牒”，声言：除非政府接受和贯彻全国经济会议的建议，否则再也不会得到上海商界的任何贷款了。为表明决心，他们拒绝向南京支付当月已承诺的贷款，自双方发生争执以来，这是上海商界立场最强硬的一次。 “对各同志请愿，当尽量容纳” 1928年8月10日清晨，上海商业请愿团一行60余人（一说上百人）抵达南京，他们代表着上海总商会、华人聚居的南市商会与租界所在的闸北商会、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以及六十个上海行业公会。第二天，代表们向国民党五中全会及财政部、南京市分别递交请愿书。 时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工商部长孔祥熙出面接见请愿团，并招待虞洽卿、冯少山等人。这两位国府高官，一是宋子文的广东老乡兼好朋友，一是宋的姐夫，心中当然明白商人们的来意。 此时，宋子文正在向出席五中全会的国民党中央大员们作报告。他抱怨说，北伐期间，自己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当时连一分钱预算都没有，每天却要想方设法筹措160万元的军费，唯有将政府所能掌握的全部重要税收都抵押出去。他警告，现在除非马上统一税收、统一预算，否则中国不久就面临崩溃。 在此之前国民党人建立的政权，迫于财政危机而垮台，不是没有先例的。民国肇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政府，便因为国库空虚，军政经费没着落，只勉强维持了几个月，不得不拱手让与北洋实力派袁世凯。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政府，借助两广及西南军阀之力试图北伐，也因无暇建设而屡课重税，闹得民怨沸腾，事变纷起，几乎难以立足。北伐后期，高举左翼大旗的武汉国民政府被迫“合流”，归根到底，多半是因为缺钱。 亲历其事又负责管钱的宋子文，对财政危局的洞悉与内心焦虑，非一般党徒、军人及政客可比。但统一税收、裁军裁厘之提议，直接损害与蒋总司令面和心不和的国民党各地实力派的利益，为讨好商人资本家而接受监督与制衡，亦非笃信武力的蒋中正本人所甘心。 不管内心怎么想，面对宋子文与虞洽卿等“金主”们场内场外的一唱一和，国民党领导核心还是要做足门面功夫。8月13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上海商业请愿团全体代表，他的得力干将何应钦（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代蒋致辞，赞扬上海商界“济助军饷，深明大义”。 就在同一天，南京各团体也向国民党五中全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恢复民众运动。安徽旅京、沪、汉、芜湖、苏州等同乡两千余人，一同前来请愿，要求改组安徽省政府。时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面应答，他承诺“对各同志请愿，当尽量容纳”。 徽州商帮虽早于清朝后期衰落，无法与新兴的江浙财团相提并论，但散布各地的徽籍商人仍为数甚众，一旦集体上访，也够南京政府头痛一阵子的。 传统上中国历代当政者，最担心民间的鼓噪和骚动造成连锁反应，危及政权的根基。当晚宴会上与江浙大款们推杯换盏、含笑寒暄之际，党政军大权在握的蒋中正是否已暗暗酝酿，得好好“修理”一下强作出头鸟的上海总商会？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