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期，是否取消黄金周、北京严重空气污染期间将实行机动车限行等几项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讨论正引起各界积极参与。 公众通过各种信息平台直接或间接地向政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也期望能得到决策方的及时回应。 我们认为，现代政府必定是一个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政府，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政府信息要公开，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本周公布的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就做了如是表述。意见提出了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三条具体措施，其中要求，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要在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要针对公众关切，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政策法规解读信息，加强解疑释惑；对涉及政务活动的重要舆情和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要积极予以回应。 不过，公开与回应，只是政府需要做的最基础的工作，要打造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在这一基础上，还应让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在参与中，将他们的意见、诉求和建议，吸纳进政府决策，变成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全国假日办在“十一”长假刚结束不久，推出的有关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调查，它使我们看到了政策制定转变方式的积极一步。黄金周的改变势在必行，但如何改变，却大有讲究。是由少数官员在小范围内决定几亿人的休闲时间和方式；还是由社会大众参与进来，一同决策，结果是大不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体现了对公民参与权的尊重。 理论上说，最好的休假方式，是把休假的权利交给个人。但这需要政府切实做好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工作。在该制度得不到有效落实前，保留一两个黄金周也可以，可黄金周的时间多长，一年有几个黄金周，是否需要其他小长假等，则必须有公众参与讨论，由社会大众共同来决定。 进一步说，公共政策之所以姓 “公”，不只是政策的结果能够体现和反映公共利益，更在于政策制定过程本身，要有公众参与，没有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由于没有尊重公众权益，因此它出台后也很难符合社会公众的要求。设想一下，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仅由政府体制内外的少数人来把持，那么，这少部分的政策精英很容易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出发，在决策中反映自己的价值观，也就很难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最后导致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缺失，尤其在有效监督缺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而公众的参与，事实上也构成了对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约束。它的好处是，让全社会尤其是利益相关群体明了该政策的潜在收益和潜在损害，从而选择赞同还是反对。 这就给了政策制定者一种实在的压力，使他必须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或大多数人利益出发，不仅考虑政策带来的好处，也要考虑政策实施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及对与它有关联行业和人群的影响，力争使其利益损害最少化。 互联网时代，公众表达的意愿大大提高，对政策透明程度和参与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法律和政策制定与实施模式必须改革。克服公共政策“少数人”制定而导致公共性缺失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意见表达机制、决策参与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在决策过程中吸纳公众代表参加，畅通信息流通渠道，使制定政策的“少数人”能真正地代表多数人。其实，这就是一个民主学习的过程。 我们期望，像国办意见表述的那样，我们藉由公众对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调查的参与和讨论，开创公共政策制定新范例，让公众在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中有更多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