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但GDP总量已连续9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0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北京，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在各省区中排名榜首。
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
本、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及贸易顺差、上市公司户数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浙商在省外全国各地投资创业的人数近500万人，这个数字也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历年的《福布斯》和胡润推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浙江籍富豪人数均居第一。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序，浙江更是遥遥领先，近年上榜数稳定在200家以上，一省独占四成多。浙江的最新荣誉是：中国最大的“内资”（主要是民间资金）输出省份。以至于有人说，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浙江，现在应该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在大环境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浙江作为自然资源供给不足，公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行政区域，为什么民间创业的力量极其充沛？人文经济学认为，在影响一个地方经济生态的环境因素中，地域文化是影响所在区域人群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力量。浙江的地域人文传统一直有“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实学思想，推崇务实、变通，具有重商的价值倾向和“艺商”传承。这是在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浙江的“小气候”特别有助于创业力量成长的原因。
浙商来历：九成苦出身
在装修精致的传化集团总部的企业展厅里，一口其貌不扬的粗瓷大土缸分外扎眼。这是传化集团的“吉祥物”，22年前，徐冠巨和他的父亲徐传化就是在这口缸里手工调制液体皂，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旅。当时，51岁的父亲徐传化因为原先供职的一家小磷肥厂倒闭而下岗，25岁的徐冠巨因患病从附近一家乡镇企业回家，家里因治病而欠下了数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他们借了2000块钱，在家庭作坊里配制液体皂，然后用自行车驮着走街串巷的去叫卖。
而如今，传化集团2007年全年实现工业和服务业总收入103.7亿元，利润9.47亿元，上缴税金6.5亿元，人均纳税超13万元，位列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第139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84位，中国品牌500强第99位。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则成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由私营企业家出任上述职务，在全国也不多见，成为各界公认的著名的浙商代表人物。
如果要给浙商群体设计一个LOGO，草根大概是最形象的标志。大多数知名浙商的创业起点都很低——以首届风云浙商评选的10位资深贡献奖为例：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10位当选人，属于浙商群体中创业最早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批。这10位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出身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而农民出身的有7位，初中及以下学历的7位，白手起家的9位。
鲁冠球，初中毕业打铁出身；宗庆后，43岁还在踩三轮车进货送货，卖的都是些2分钱的橡皮、6分钱的作业薄这些简单的学生用品；南存辉，15岁就开始走街串巷做补鞋匠；与南存辉同年的邱继宝两年后也做了南的同行，只不过邱继宝走得更远，他到东三省补鞋；冯根生，高小毕业后14岁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庞青年，放牛养牛20多年；陈爱莲，开过拖拉机；周成建，摆过地摊；郑胜涛，拉过板车；王振滔，做过木匠。
这些当年的“草根”阶层，如今都像徐冠巨那样事业有成。创业快满40年的鲁冠球是当之无愧的常青树，正在冲击2009年每日盈利1000万元的目标；宗庆后，已经连续十几年全国饮料行业的龙头老大，一年利税就超过40亿元；南存辉，他经营的正泰集团名列全国民企500强前五位……
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浙商主要的自然人来源来自于农民，农民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供应者。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调查显示：出生地为“乡镇”及“村”的占了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当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仅有不足5％，也就是说农民出身的占了绝对多数。
浙商为什么起源于农村，来源于农民？一般有三种解释：一是人地矛盾导致的生存压力；二是计划经济边缘的控制力薄弱；三是工商文化传统的习俗、技能和人力资源储备。具体地说，因为农民的生存压力最大，而且农民率先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而计划经济网络控制在农村相对薄弱，自主商业活动的空间比较大。同时，传统工商业文化及其“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
浙商商道：无招胜有招
他叫凌兰芳，先看到名字，很多人以为是一位女士。他是湖州丝绸之路集团的董事长，南浔丝商的后辈传人。这个自认为是读书人而不是做实业的湖州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做了一件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傻事。
1994年初，凌兰芳开始创业刚一年，便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这一年，由于外商违约，公司进口的5200吨槽钢延迟到货，又恰逢国家宏观调控，这批钢材从每吨5000元的进口价格，一路暴跌至每吨2000元。整个业务加上利息损失近2000万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5年4月21日，公司的一艘用来运煤的自备万吨海轮在舟山正东十海里处不幸被撞沉没，12名船员遇难，两大事故造成公司亏损3000万元，近一半骨干员工离公司而去，这家国企小公司此时只剩下21个人，人均负债150万元，公司奄奄一息。
怎么办？这银行的钱还，还是不还？由于凌当时的公司还是全资国有，遇上的又是不可抗力造成的亏损，在当时的体制环境下，将这笔债务“一笔勾销”是通行的做法。
凌兰芳的选择是欠债还钱，带头每月只拿150元钱的生活费。最困难时，公司账面上只有几万元钱，出差时几个人开一个房间睡在地板上。有一次，凌兰芳要归还湖州市农行11万元钱的利息，账面没钱，他们21个人就集资凑了这11万元钱的利息，一日不差送到农行。
当凌兰芳咬着牙把3200万元的债务还到还剩1300万元的时候，他接到上面的通知，说公司与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剩下的债务“核销”掉就可以了，而且一些国有企业已经这样做了。但凌兰芳还是坚持银行的钱一定要还，诚信一定要讲。第二天一大早，他顶着上面的压力赶到建行和农行表态：只要我凌兰芳活着，一定会把银行的钱还干净。
1999年，凌兰芳终于挣来第一个1000万元，订合同那天，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给建设银行领导打电话：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们的信赖和支持，我凌兰芳站起来了，可以还清你们的800万元债务了。
一直以来，以“草根”作为形象LOGO的浙商，何以能够在最传统的产业和最前沿的领域一样得心应手？
诚信是最大产出的要素投入，务实是最低成本的要素投入。浙商的务实和诚信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品牌信誉。在现代市场竞争中，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是基本的资源投入，但为什么开始时拥有完全一样资源（会计资产相同）的两个企业最后的经营绩效会有天壤之别，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诚信务实等非会计资产的区别。因为企业经营绩效=资源投入×管理系数，而诚信是其中重要的管理资源，它是可变动成本，一旦确立，边际成本下降，而其收益将是稳定和持续的。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人印象中，浙商是一群来自传统行业做点小生意的“土老板”，事实上，这个印象并不准确，至少并不全面。在中国的IT领域，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IT浙商现象”。除了尽人皆知的阿里巴巴马云和盛大陈天桥，还有网易的丁磊，金山的求伯君，国内A股两市第一家纯互联网公司的网盛科技创始人孙德良，都是在浙江出生长大的，另外华为的任正非和联想的杨元庆都是祖籍浙江。此外，浙江还有一大批活跃的网站，一大批有实力的软件企业。
浙商产业：双拳打天下
产业集群是浙商打天下的“双拳”之一。从世界范围说，产业集群不能算浙商的发明，但在浙商手里发扬光大。目前，浙江省年产值超亿元的产业集群有604个，其中10亿元以上的有283个，100亿元以上的有35个，产业集群的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企业总数30.84万家，其中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上的规模企业19065家，从业人员约800多万人。在块状经济主要产品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78个，主要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
浙江的产业集群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名，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浙江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诸暨的袜业、桐乡的羊毛衫……产业集群就是五指成拳，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一个产业，如今几乎每一个县都可以伸出自己的一个或几个“拳头”。
而专业市场是孵化浙商最大最早的温床，很多浙商在这里完成原始积累。义乌几乎所有上了规模的工业企业创业者，都有当年在市场摆摊的经历。商品市场星罗棋布，形成了与产业集群互为“配套”的格局。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2007年，浙江省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有574个，超十亿元市场133个，超百亿元市场15个。118家重点市场成交总额5194亿元，其中28家省重点市场成交额3067亿元，分别占全省商品市场成交额的55.7%、32.89%。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分别达到348亿元和332亿元，位居全国前茅。
浙商善于办市场声名远扬，许多浙商跑到全国创办商品市场，还有义乌等许多大型市场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目前，浙商省外办市场规模在50亩以上的有500多家，涉及小商品、服装、建材、汽配等，至于那些小规模市场更是数不胜数。更有浙商在海外办起了几十个市场，像莫斯科著名的“海宁楼”、南非中华门商业中心、阿联酋的中国日用商品城分市场、首尔中国商品城……
产业集群具有两大突出功能——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势单力薄的小企业虚弱症，和臃肿迟钝的大企业病。产业集群的原理就是在一定地理区域内，通过价值链完成生产要素的企业间组合，用市场交易代替产权控制和内部管理，使企业小型化、专业化。这种就近择优选购，是一种竞争性的配套关系。它既有垂直整合(内配)的效率，又有更广泛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使众多中小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因为集群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使得集群内企业获得知识更加容易。集群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形成知识的“乘数效应”，能大大加快集群内知识的孵化和创新，同时，由于集群内企业知识溢出效应的外部性，使得整个系统的知识总量不断增加，因而更具有知识比较优势，最终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另一方面，由于集群内同时有着生产同类产品和相关产品的大量企业，因而，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这种外部激励机制迫使每一个企业更有效率地工作，最终筛选出最有效率的企业，这种集群内的同行竞争，使得整个集群高效运转，提高了产业竞争力。
在浙江经济格局中，专业商品市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嵌入性和链接性。一方面，它是产业集群的“配套”，是集群内制造业的集散地和资源流动平台；另一方面，专业市场并没有在风起云涌的电子商务大潮中萎缩边缘化，而是与电子商务共同组成了网上网下两张网，在这协同竞争过程中，专业市场的物流功能和商业地产属性进一步凸显，并成为专业市场未来发展的方向。
浙商的未来悬念
浙商的成功曾经一度伴随着他们的“低级和落后”，但是反过来这个逻辑并不成立，也就是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
所以浙商绝不是真的落后，而是他们最实事求是，因为务实的浙商关注的是市场的冷暖，而不在乎形式和概念。在当初市场还是一片“荒漠”的时候，直接种上大树不会成活，小草才是与环境最匹配的品种。
因此，根本不用担心浙商将在全球化时代被边缘化。因为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创业主体、市场力量、政府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的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从而与周围的环境继续保持匹配。
2007年金秋，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在香港IPO成功，创造了中国互联网最大奇迹。当年由18个人、50万元资金创办的网络小作坊，8年后变成了世界最大的B2B商业网站；当年那个到处推销“中国黄页”的普通书生，8年后变成闻名全球的企业家。
马云是文化人下海，更像是浙商的另类。他是个演讲天才，英语说的比母语还溜。他敢说大话，敢放卫星，当然每一颗“卫星”都能到达指定的轨道。
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与当年义乌那些就地设摊的货郎担的成功，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马云和阿里巴巴更多了现代和未来的痕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小商品城，和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同时都在浙江，同时都是浙商经营。这一举世瞩目的现象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浙商善于根据大小内外环境的变量做出最优决策，其实所谓高手就是“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善于应时而变的浙商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从企业家成长历史来看，在16世纪，企业家是冒险者；在17世纪，企业家是经营者；在18世纪，企业家是资本家；在19世纪，企业家是经理；在20世纪，企业家是革新家。
对浙商来说，他们的30年就是西方300年企业发展史的浓缩和集中。30年前他们多数是农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冒险之旅。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等五种企业家的特征。因为浙商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所以他们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很好，保持一种与环境的动态均衡，因此浙商的生命力强效率高，在未来的竞争中，他们仍将保持领先优势，这一点并无多少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