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从阶级社会诞生，财富私有化开始的那一天起，贫穷和富足这两种对立姿态就从来不曾消失过。只是，每一次王朝的更替和财富的重新洗牌，对于参与者来说都没有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只是在不断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他们，不是做了被抛离的车后推手，就是被车轮辗得粉碎的铺路者。
在读透了历史之后，我们才会渐次明白，真正的平衡，永远是两种甚至是多种对立的阶层，保持着公正平和的心态，以欣赏和羡慕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并各自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享受着各自的快乐和富足。
人类在不断地领悟着这个道理，或多或少，或强或弱。而在这一点上，“浙三角”和整个浙江的人们，似乎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7月22日，全国首家“通用飞机4S专卖店”在杭州郊区的广厦天都城高调开业。这家专卖店隶属于浙江乐清飞行总会——2005年底，就是他们曝出20余位温州商人花费1.3亿元人民币，集体团购了22架私人飞机的轰动消息。
9月3日，在慈溪市委党校一间简陋的教室里，18位年轻的富商子弟举行了“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第二期家族企业专修班的开学典礼。创办这一富商子弟班的人是宁波方太集团的董事长茅理翔，他在去年底成功举办了第一期，“目的在于帮助第二代接班人修身立志，破除富不过三代的怪圈。”
发达的民营经济和旺盛的消费能力，使得浙江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富裕人群生活样本。可以设想的是，其他的省份，或多或少都将要重复相同的故事。
奔驰出租车的推出，实际上是一个高贵城市形象的正式确立。杭州人在这一方面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显然，他们并没有成功。但是，奔驰车的失败并不说明，杭州整个城市的富人消费不了这区区的100辆奔驰的士，只是这些消费得起奔驰的士的人，家里已经人人有了一辆奔驰，甚至比奔驰更加豪华气派的车子。
杭州，专供富人的天堂？
从萧山机场坐车到杭州市区，运气好的话，可以坐到国内最豪华的出租车：黑色的奔驰E200型，起步价12元，从机场坐到市区的价钱为200元。2005年2月8日正式上路运营时号称的“100辆”原装进口奔的，两年里陆续退市，甚至还发生了“司机集体出逃以求解约”的事件。如今还在路上奔跑的只有10余辆，业务也基本改成了为高档酒店和企业接送客人。
两年前推行奔驰租车时，杭州各级单位和出租车公司都是信心满满，时任杭州市交通局局长的王水法甚至保证这些的士能挣钱，而让他们自信的原因则在于：杭州的富人毕竟太多了，满街都是富人。没有人再往下问一句：富人们有多少机会乘坐出租车？两年后，一位已经改开普通车的奔的司傅总结说：“杭州就是有钱人太多了，坐得起奔驰的人自己都有好车，谁还打的啊？”
这种公共资源经营上的尴尬，并不仅仅限于出租车行业，“环西湖房产”的天价即为一例。杭州的市区面积不大，西湖西南的山地又阻碍了城市进一步向西、南方向发展，紧凑的市区让杭州的房子显得极有“含金量”。其中又以“看得见西湖”的环西湖房产最为诱人，稀有的地理位置让这些房产成为了紧俏的投资商品。记者从杭州本地的口碑网上随机找出的一条房源信息是这样的，“中大吴庄的普通住宅，139平米，中档装修，要价1150万元，均价为82734元/平米”，同一小区的毛坏房，均价也几乎在5万至7万一平米之间，有杭州市民因此戏称“没铺上的砖还是块砖，铺上去就变成了金砖。”
这些天价房的入住率远远谈不上高，它们的主人也并不限于杭州人，许多是来自经济发达的温州、义乌等城市的有钱人，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他们会过来住上两天，或者和房产中介见面。在部分杭州市民看来，这些隐形的房主们除了让杭州的奢侈沙费变得更奢侈之外，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和杭州产生多少联系。
而在立志打造“中国最美丽城市”的杭州看来，富裕人群催生的消费无疑是迅速提升城市形象的一剂良药。汇集了众多国际品牌的“湖滨国际名品街”开业时，杭州的媒体就迅速将之解读为“标志着杭州继上海和北京之后,成为内地又一时尚品牌荟萃中心”，杭州也被冠以了“奢侈品消费第三城”的头衔。
“浙三角”财富带，实际上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辉煌的缩影。这里住着中国最富有的一个群体，他们凭借着自己精明的头脑和出众的市场嗅觉，在勤奋和专注的基础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积聚了难以量数的巨大财富，而且，这些财富都阳光通透，不需要藏着掖着，这样的前提之上，他们敢于在公众面前，阔绰生活，挥金如土。
杭州大厦：奢客的乐园
杭州大厦购物中心位于市中心武林广场1号，是一家经营高档奢侈品品牌与时尚流行商品的地方百货公司，2006年的年销售额为25亿元，在全国百货单店零售总额榜上排名第一。
单纯的数字也许很难让人产生直观的体会。即使是站在杭州大厦面前，人们也很难想像出这个被主干道、过街天桥、匆匆忙忙的路人包围的购物中心，是浙江各地的有钱人最乐意出没的购物场所。只有外墙上张扬的LV标志，透露出了它的尊贵气息。
不过，只需要围着大厦走上一圈，就能感受到因为财富的集中而带来的震撼。8月29日下午14点30分到15点，记者专门记录了出没在杭州大厦门口停车场的名车数量。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里，总共有3辆保时捷、9辆宝马、13辆奔驰、2辆Mini Cooper，以及难以计数的奥迪停车购物。更夸张的是，有一位带着孩子的保时捷女车主，用儿童车把孩子推到GUCCI店里后，让店员帮着照看，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挑选商品。
被高估的消费意识
今年6月1日，杭州保时捷售后服务中心在下城区东新街道绍兴路举行了盛大的开张仪式，意味着杭州从此被纳入了保时捷全球同一标准的售后服务体系。保时捷公司将自己的这一举动归结为“洞察了车主庞大需求后的快速反应”，言语中透露出了对杭州销售业绩的满意之喜：去年保时捷在国内的销量是2305辆，而单在杭州地区就售出了500余辆，意味着每四辆上牌的保时捷中，就有一辆顶着“浙”字头。
这样的消费实力不仅为国际大品牌带来惊喜，也让国内的企业看到了潜在的机会。位于上海的慧泉国际教育集团在7月份就推出了他们的“企业新掌门人缔造营”培训课程。这个据称是培养“民营企业接班人并教会他们有品位的吃喝玩乐”的培训班，需要支付的学费是两年共80万元，为数众多的浙江民营企业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重要群体，据校方表示，接收学员操作和实习的企业中就有浙江的民营企业，如正泰集团。
乐观的市场预期催生了杭州新一轮贩卖“生活方式”的热潮：高档楼盘引入游艇俱乐部、高尔夫朝少儿化发展、“通用飞机4S店”的概念炒作……这些超前消费意识的集体涌现，难免会让人担心，它们是否能被杭州的富裕人群消化掉？
在绕城高速三墩出入口处北侧，记者辗转找到了杭州友泰高尔夫的练习场，这家甚至没有专业的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曾因较早推出“少儿高尔夫培训班”而引起关注和争议。
练习场上只有一两个工人在管理草坪，没有见到会员挥杆的情景，显得有些冷清。负责接待记者的周姓女经理介绍说，因为正好是开学前夕，所有很少有会员到俱乐部来练球。至于“少儿高尔夫培训班”，她说，已经停办好一阵了。按照友泰的收费方式，16岁以下的青少年教学和培训的费用是在成人价的基础上打7折，一堂45分钟的一对一培训费用，需要350元，还不包括球费和租杆费。
送孩子来学习高尔夫的家长们，大多都希望让孩子从小养成高雅的气质和品位，为培养未来的绅士淑女做好准备，但是过于昂贵的花销让他们感觉有些“不值”，这也是低龄高尔夫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周经理透露，他们俱乐部也正在考虑对策，准备实行包月制的做法，每个月收取800元的费用。
在一个少有贵族存在过的民族里，如何培养出不是欧洲中世纪那种畸形的片面的，而是真正意义上代表着贵族精神和贵族意志的后代，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浙三角”的大人们同样先走了一步，“少年高尔夫”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这似乎根本就不曾抚摸到贵族精神的精髓，但那优雅从容的运动本身，毕竟能够让孩子理解一些他们可能从来都未曾经历过的感受。
当然，市场的不景气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我们的大人们都不曾经历，甚至有可能离贵族的精神还很远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如何能够理解贵族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的孩子又何以能够仅仅凭着一个高尔夫的体验而判断出贵族精神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金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这几乎是现今社会最时尚的观念，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但一旦这样的观念开始盛行之后，很多事情往往反而开始变得简单。买最豪华的名车豪宅，做最奢侈的窄众之事，哪怕可能这已经触犯了法律，触犯了众怒，却丝毫不影响他们乐此不彼地去享受那其中的快感。
公众，也只好在一次次地自我安慰和权衡之后，获得自身心理的可怕平衡，尽管，这本来看起来真的并不公平。
毫无疑问，这样的客人拥有杭州大厦的金、银服务卡，据介绍，他们的数量只占到VIP数量的10%左右，消费金额却可以占到VIP消费的50%以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持有金、银服务卡的客人）往往并不主动来购物，店员和他们都比较熟络，有他们的电话，新款到店后会马上通知他们。”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动辄一次性购买多件奢侈品。
对于奢侈品牌的集体认同，也是杭州得以跻身“奢侈消费第三城”的重要原因。以杭州大厦LV专卖店为例，这间仅有200平米的店铺，去年的销售额就接近2亿元，这一惊人的数字也间接反应在大厦购物者的拎包上：这些“袋袋族”们走进大厦时几乎人手一个LV，出门时手上拎着的一袋袋购物成果，还是LV。
仅仅用“攀比心态严重”来理解这种消费行为，显然是出于对富人“暴发且无文化”这样一种偏见的先行论断。实际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是，奢侈品的购买者从年龄上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35-50岁的购买者大多是杭州和外地的私营业主，而35岁以下的购买者的主力则是都市白领阶层，后者需要用几个月的薪水才能购置一件奢侈品，更容易衍生攀比和炫耀。至于前者，“一两万块钱的东西，有什么好比的？”在柳营路口的“元华公寓”购置了房产的台州茶商梁先生表示，自己购买奢侈品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一是质量确实好，二是身边的朋友都是一身品牌，要是穿得过于朴素，反倒显得自己太装了。”
在一个少有贵族存在过的民族里，如何培养出不是欧洲中世纪那种畸形的片面的，而是真正意义上代表着贵族精神和贵族意志的后代，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浙三角”的大人们同样先走了一步，“少年高尔夫”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这似乎根本就不曾抚摸到贵族精神的精髓，但那优雅从容的运动本身，毕竟能够让孩子理解一些他们可能从来都未曾经历过的感受。
温州，宝马市的疯狂
今年7月11日，温州德力西集团的副总裁包秀杰到银行缴纳了101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事情的起因是他的妻子4个月前在永嘉同安医院产下一子，被人秘密以“超生”问题举报，计生部门在查实之后，对他们夫妇做出了征收101万社会抚养费的决定。温州乐清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决定书下达后，包某既没有申请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而是主动向指定银行缴纳了这笔钱，说明他对这个决定没有异议。”
尽管当地计生部门提供给媒体的稿件中一律使用“包某”，并没有透露包秀杰的身份与姓名，这条简短的消息见诸报刊网络后，还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支持和反对严惩富人超生的争论一时极为火热。但是这一切，都和包秀杰无关了，他在缴纳社会抚养费前的一个请求就是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担心那些超生还没有暴露或没缴社会抚养费的老板们对自己不满。”
包秀杰的话，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温州的企业主们在生育问题上的态度，高额的“罚单”自然不可避免。去年8月，温州下属的瑞安市一名老板超生二胎，就被征收了6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是对于一个车牌号都要卖到166万的城市来说，用一笔抚养费的代价多要一个孩子，实在不算什么。超生并不仅仅限于继承家业的儿子，有了一个儿子的想要儿女双全；儿女双全的想要更多的孩子，甚至在有些人看来，“能生得起孩子是也一种身份的象征，就像拥有名车、豪宅一样。”
虽然有着一丝洋洋自得的意味，这句话还是道出了温州的实情。在这个崇尚逐利的城市，任何可以用财富来搞掂的事情都可以受到大众的尊敬，由此就不难理解温州人的种种“疯狂”之举。
在几个月前举办的温州国际奢侈品展上，出现了一套标价6800万元的红木家具，相当于同一展会上一辆劳斯莱斯、一辆兰博基尼、一辆法拉利和两架私人飞机价格的总和。尽管如此这套家具最终未能成交，但是温州富豪在奢侈品展上的表现仍人让人瞠目，上海媒体因此评论道，“仅有一个Shanghai Top Marques奢侈品展已经不能满足温州人的需要了”。
温州的人均GDP只刚迈过3000美元，甚至低于浙江全省4000美元的人均标准，是源源不断流回温州的充裕资本，将奢侈品的消费变得和超市购物一样平常。根据温州市车管所的统计信息，截止到2007年6月，温州就拥有劳斯莱斯3辆、宝马5272辆、奔驰2994辆、奥迪8519辆、悍马15辆、雷克萨斯709辆、沃尔沃536辆。这个全球宝马保有量最密集的城市，也被戏称为“宝马市”和“宝马的地狱”，因为太多的宝马已经无法兴奋人们的神经了，但是这个名字却能让宝马公司兴奋起来——据说，连德国宝马总部都了解温州“宝马市”的名声了。
“民间镖局”的出现，使中国自古以来只在电视画面上出现过的景象突然间变得清晰和真实起来。而那高大威猛的押镖人，常常成群结队，身怀绝技，守护着一车的旷世奇宝，大多数是不义之财，一路小心翼翼，严阵以待。这样的景象，实在是让人遐想联翩。而现在，义乌市的民间镖局，竟然以同样的方式，赫然出现在现代人的世界之中。他们只是身着换了统一的服饰，带着现代化的武器，而不是身怀上乘武功，他们守护的也不是不义之财，而是这些光明正大的私有财产。
义乌，财富的安全焦虑
有疯狂的享乐者，就有疯狂的眼红者。这个世界并不全是理性之人。发财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将自己隔离于贫穷之人而独自生存。于是，总有穷途末路看不到希望的人们开始造反，开始对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希望有一次彻底的洗牌，而自己最后幸运的成为自己想要造反的那一群人中的一员。
两个阶层的少数派开始对抗，这个世界中所有戏剧性的场面，才会一一呈现出来。
就像一个外来者初到义乌的最大感受，除了比比皆是的宾馆外，就是满街的外地人外国人。这个小小的县级城市，拥有上百万的外来人口，也拥有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旺盛的现金交易和复杂的人口情况，造成了义乌富裕人群对于自己的财产安全非常焦虑。
“民间镖局”的诞生改变了这种局面。
义乌到现在仍然传承着传统的现金交易形式，在义乌任何一家银行取款，不论金额多大都不需要提前预约。所以在义乌，手提现金走街过市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正是这种习惯导致了义乌抢夺抢劫案件的频发。在这种情况下，义乌保安服务公司率先推出了有偿护款的服务，被人们称为“义乌镖局”。义乌保安服务公司的这一模式很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相继被省内外多家保安公司模仿，一位工作人员自豪地告诉记者，“现在（类似的服务）全国都有，都是跟我们学的。”
保安公司迅猛发展的业务，也反应出了富豪的安全困境并没得多少改善。两年前，媒体批露了余杭私企老板张宇民窖藏白银几十万两的消息，这位小心得近乎套中人的富豪，严格遵守着自己的原则：工厂坚决不做大；坚决不担任协会职务；坚决不参加各级组织，远离政治；税费、捐款坚决缴纳，决不落后；不把利润存在银行里，而是窖藏白银、收藏艺术品。
类似的安全忧虑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安全膜”的畅销就显示了富豪们对于自身财产和人身安全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杭州汽车城的“中福瑞达旗舰店”，记者见到了此前一直在浙江车主中很流行的安全膜，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据店员介绍，这种安全膜贴在普通玻璃上之后，任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抡起铁锤用力锤打，都不能破碎，普通子弹也难以击穿，所以具有很好的防弹功能，它的强度甚至可以抵御50米开外爆炸的1100公斤的炸弹袭击。
富豪们尽管并不真正从心里相信安全膜的效用，但是购买者依然不少。一位购买了安全膜的义乌老板说，“买个安全膜可能没什么用，但贴在自己车上，那些歹徒砸车子的玻璃时就要多费些功夫了。”这种自我安慰虽然无助于改善丝毫的外部环境，但是多少可以安稳自己的内心。
尝试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所有富人的理想，可是，理想看起来很近，实现起来却很远。就像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很多时候就算你肯于花费高昂的代价，却未必能赢得相应的报答，这样的情形，在我们国家，这个30年来从未停止高速成长脚步的国家里，都比比皆是。而许许多多的财富尴尬，就在这显性和隐性的消费过程中，一点点地浮现出来。
私人飞机：浙江人的喜悦与忧愁
从当年的私人包机第一人王均瑶，到拥有国内最选进的私人飞机的裘德道，再到许伟杰如今首个通用飞机4S店，浙江人对于飞机的热情始终不减，但是尴尬也一直不断。
沸沸扬扬的通用飞机专卖店位于余杭区星桥镇的大型楼盘广厦天都城，距杭州市区40分钟的车程，占地800平米的飞机专卖店就设在普通的公寓楼里，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的三个厅分别摆放着三架飞机，分别为直升机、固定翼和三角翼飞机，价格最高是罗特威162F直升机，售价120万元，另外两款分别为70万元与30万元。楼上是办公区域，名义上属于“西安西捷飞机制造厂”，而“西安西捷”实际上是由许伟杰旗下的温州万鹏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收购了西安一家飞机制造厂组建而成，所以在办公区域的标志上，仍然沿用了“乐清飞行总会”的名称。
“乐清飞行总会”是许伟杰2005年创立的，当时曝出的消息是20余位温州商人花费1.3亿元人民币团购了22架私人飞机。2006年，记者曾致电乐清飞行总会，希望对“团购事件”的发展情况进行报道，工作人员以“俱乐部跑道尚未建好”的理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而记者从侧面了解到的消息则是，由于征地问题尚未解决，乐清飞行总会的胜利塘机场尚未投入使用。去年“五一”节时，实在耐不住的许伟杰在朋友帮助下，拦下一段尚未通车的公路，进行了第一次试验，飞行总会因此被通报批评。
在乐清飞行总会公开的资料上，乐清飞行总会会籍的价格共分五档：白金、蓝宝石、钻石、翡翠和别墅。其中成为最高级别的别墅会籍会员要掏的会费分别是375万元、500万元和625万元，相应地他们将获赠一套300平方、400平方和500平方的独体别墅以及一架2座的M11超轻型封闭式飞机，并得到一个60平方、70平方和80平方的私人飞机库。这看起来更像是购买房产，而不是购买飞机，这个声势浩大的富豪购机潮最终没有下文，对外公开的只有浙江一开集团董事长屠昌忠，他花费400多万元预订了一架罗宾逊R22直升机。
如今许伟杰将重心迁至杭州，是否意味着位于乐清的飞行总会运营出现问题？对此许伟杰表示了否认，并称“俱乐部在乐清的跑道已经建了200米了，在杭州建立这样一个专卖店，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推广飞行这种生活方式，还考虑到方便省外的客户。”
在国内，购买私人飞机其实并不新鲜。2005年1月份，萧山商人裘德道就以6500万元的代价，购入了浙江第一架私人飞机，整个购机过程非常复杂。决定购后，他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购买意向合同，并先行支付50万美金的定金，之后雷神公司安排中国民航总局的官员去美国雷神公司验机，确定裘德道购买的“首相一号”是否拥有在中国领空飞行的资格。付完余款后，雷神公司安排飞机从美国堪萨斯州生产基地，经停阿拉斯加、俄罗斯、日本、韩国，最终抵达杭州。
也许正是这样麻烦的过程，让许伟杰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通用飞机4S店”的概念应运而生。据许伟杰介绍，所谓通用飞机，是指包括直升机、警用飞机、农用飞机和私人飞机在内的各种机型。至于4S店，则是模仿汽车销售“四位一体”为核心的特许经营模式，飞机4S服务包含了整机销售（Sale）、零配件（Spare 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天都店的功能就是“销售私人飞机、航材及提供私人机场、飞行设备的维护、保养服务。”
对于目前有多少人订购了私人飞机，许伟杰不愿意透露，不过他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已经有人下单了，但为了客户隐私，我们不便透露。”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还表示，来自广东和东北的垂询也比较多，原因是“目前国家正在广东和东北两个城市尝试600米以下简化空域申请手续”，一旦实施，私人飞机上天就会容易得多。
但是现实并不如此轻松。就在4S店开业的前几天，浙江王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在《浙江日报》上登出了一条转让公告，“本公司因企业发展需要，决定低价转让欧洲直升机公司生产的EC120B直升机一架。”王斌是浙江第二个拥有私人飞机的民企老总，他在去年10月份花费1800万元买下飞机后，从一开始的“被喜悦和忧愁包围”，逐渐变成了“心生悔意”。
在他的设想下，自己能够乘坐私人专机往返于浙江义乌与福建邵武生产基地，并用专机接待重要客户，甚至去水库钓鱼。然而来自空管政策的限制却让他的私人飞机变成了一堆废铁：大部分时间都停在横店机场，只在义乌和东阳上空飞过几圈，飞行时间总共不过36小时。但是对于他渴望的商务飞行，却一直无法实现，“截至目前，我的飞机从来没从义乌飞到过福建邵武，因为福建与义乌分属两个不同空域。” 购买飞机之前，王斌曾向航空公司、直升机公司、空管部门咨询过，“他们都说很方便，但我没想到跨空域的飞行手续会这么麻烦！”
王斌的境遇，其实折射出国内私人飞机的生存现状。198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理的暂行规定》中要求，申请通用航空许可证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航空器经民航总局检验合格，登记注册，领有适航证件；二是飞行人员、航空器维修人员和航行调度人员经民航总局考核合格，领有执照；三是所使用的机场以及机务维修条件，能够保证正常飞行和作业。显然，这几个条件是民间购买机者目前难以同时具备的。新的《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对私用轻型飞机适航的审批程序依然繁琐，空域的开放也极为有限。而针对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在这个财富的三角中心里，两种阶层的截然对立，给我们描绘出来的图景，有一种盛世的幻景，但中间还夹杂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极不和谐的色彩，这些颜色，在这样的一幅盛世蓝景中，泛出了一丝丝怪诞的形状。令人捉摸不来，挥之不去。
可是，值得庆幸的是，即便是这样的畸形的毫无节制的富人行为之中，无财者仍然能够冷静而有节制的生活着，享受着自己范围内的安逸和富足。仿佛整个世界的不同形式的看起来更加油光满面的生活方式离自己很远很远，仅仅是自己的那些快乐就足以让自己在财富的圈子之外，骄傲的生活。
一个本来不应该协调的地带，竟然就因为这一种若隐若现的分阶层享乐主义，而变得井井有条，这样的情境，对于整个社会盲目的仇富情绪，或者还是一种宝贵的引导方式，无论这方空气中是否隐含着消极麻木和小富即安的某种不妙的分子，至少，这样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