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猎杀“中国龙”》
在倒闭前的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2500万美元，竟然低于2700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2002年从通用电气（GE）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2390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7970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美国证监会（SEC）的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30%，事务所的独立性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PCAOB）在2003年6~12月间对“四大”的审计业务进行抽查，发行了大量的审计错误。根据PCAOB提供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2003年审查账户中错误地使一些客户低估其债务和歪曲其财务状况”，“错误地解释一项已经9年的规范”。SEC的首席会计师称，“四大”个个都需要改善其审计质量。 当安达信陷入危机时，其执行总裁贝拉迪诺在给雇员的信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机构。” “四大”在华祸害深远 成为政府的座上客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该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相关监管部门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1995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多年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多年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垄断高端审计业务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中国的台湾对外资会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而像中国内地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自己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给予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恐怕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事务所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事务所2~5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事务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