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萧条时代与民众幸福生活保卫战：大失业》
在16~17世纪，迁移进入城市的人群，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他们迁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多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而英国劳动力流动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一大批人口涌向城市，并永远不再回归乡村。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英国的城市也迅速发展起来。1760年，英国5~10万人的城市只有一个，1851年，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7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尤为迅速，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 在圈地运动早期，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被禁止流动。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圈地动动中，政府和王室修改了过去限制人口流动的法律制度。其中，1846年《贫民迁移法（修正案）》的颁布，使一些贫民不再被遣返原籍；1865年议会通过的《联盟负担法》，扩大了救济贫民的区域范围和贫民居住地范围，不再限制定居地。 这也是城市真正敞开怀抱，吸纳愿意在它的领土上寻求机会的人们。英国经过了恐惧、限制农村剩余人口流动的阶段，终于意识到，城市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城市，为它服务。 相比之下，中国在上世纪末，也经历了一次对农民工从拒绝、排斥到接纳、引导、帮助的过程。从起先的视农民工为"盲流"，因恐惧他们为大城市带来的压力而主张"就地安置"、"离土不离乡"，到认清只有大都市才是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这些，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们主动适应、主动探索的表现。 而在当时的英国，涌向城市寻找工作的不仅是贫民，还出现了所谓的"中间阶层"。 早在17~18世纪，英国就已经较早地发展成为一种以"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既包括大商人、大企业主、银行家、政府官员、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也包括店主、小贩等手工业主。他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收入上都占绝对优势，并且大多数居住在大城市或内地城镇。 当时的英国由于贵族爵位和地产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势必要离开家族另谋仕途或经商，成为中间阶层。在中间阶层的上层，个别人也可以凭借资本实力购买土地和爵位，跻身于贵族行列。
这种特有的"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工资劳动者"社会结构便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与社会开放性相联系，这种结构的社会流动性也较大，由于工资差别、圈地运动、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造成了社会的区域流动，大量农业区的农民不断流向城市、集镇和工业区，这种职业流动是现代城市化环境得以形成的内在要素。由此可见，英国的这种独有的三层式社会结构以及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正是工业革命产生及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