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针对近来的敏感话题采访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徐文英的当天，恰好有电话打来通报：新疆一家全部采用进口设备的棉纺织企业，因为银行减少40%贷款，目前开车率仅有1/4。这样的情况在业内并不鲜见。“政府管不了银行，短期内别想翻本。”距离振兴规划颁布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徐文英直言，商业银行贷款的井喷式增长够不到被列入高风险名单的棉纺行业。 不久前多家棉纺企业在石家庄常山集团召开的座谈会上，围绕增值税“高征低扣”、滑准税、税赋摊派过重的话题，可谓怨声载道。工业买单的事实虽然一直存在，但以往内外部压力没有金融危机时期大时，这些还不是主要矛盾。保生存、保订单被摆在首要位置后，政策中可以争取的内容就显得弥足珍贵。 笑称自己是“徐厂长”的徐文英，难忘在政策滋养下棉纺业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也由此感喟宏观环境变化令不公平部分的负面影响成倍放大。 游弋政策缝隙 收获黄金十年 就像徐文英的办公室里挂着标明身份的“世界棉花地图”一样，他的脑子里也浮现着一张棉纺织业发展的曲线图谱。在他看来，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五”、“十一五”期间是棉纺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心事件就是围绕“压锭”而来的政策泽被。 1992年~1997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规模增速过快，结构性矛盾突出，无节制带来的后果是全行业连年亏损。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第一次压锭技改，淘汰落后设备，引进当时在国内处于空白的无梭织机、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等。 尽管当时并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作为保障，企业只要到废品收购站盖章证明即被划入压锭范畴，但是每压1万锭国家补贴1600万元贷款的巨大政策推力，仍然使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这一轮压锭获得提升。 “全行业设备改造量大面广，不是靠每家企业几十台先进设备的补血就能挽救陈疾。”徐文英认为，充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是在1998年~2000年第二次压锭技改时期。当时国家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三大目标为：压缩1000万锭，分流120万人，实现全行业扭亏增盈。“纺织行业结构性调整以棉纺压锭为突破口，肯定了它在产业链的枢纽位置。 事实证明，到1999年，连续7年的全行业亏损得以遏制，首次实现利润100多万元。2000年开始全面赢利，利润率直线上升。回头看，当时多项利于企业“轻装”的政策扶持可谓立竿见影：压锭企业全部核销呆坏账，直接受益者就是负债高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把所有企业欠银行的债务划作银行股份，企业不必再还这部分钱的利息；“40 50”（距离退休还有十年）人员分流安置，为企业卸下了包袱。凡此种种，足有十几条。 在此基础上，2000年~2007年棉纺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两次压锭带来了技术升级，加入WTO又扩大了市场空间，被压抑了10多年的增长需求得以释放。 据统计，到2000年，全国棉纺行业共压缩960万锭，剩余3443万锭，而到2007年时又重新增长到9900万锭；2000年全国纤维加工量1360万吨，到2007年时增长到3530万吨，7年总增长量相当于建国50年的1.7倍。在多方呼吁下，国家于2004年取消了对棉纺行业纺纱能力的限制。 税收负担过重 深度挤压生存空间 “利润空间没有被完全吃掉之前，对于一些政策，企业还扛得住，眼下生存都受到威胁了，要回合理部分也在情理之中。”徐文英认为，2008年棉纺业在多年高增长后复又面临困难，是内外部环境双重发力的结果，既暴露了行业数量型增长的弊端，也让政策因素之于行业命运的重要性受到瞩目。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徐文英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资金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带来换汇成本受损、出口退税率始终未及17%标线等因素，影响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加之出口保证金制度对企业流动资金的限制、针对棉花进口的滑准税制度，新劳动法对提高用工成本的要求，堪称困扰重重。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 调查显示，棉纺企业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税赋过重，负担率远远大于利润率。据统计，一家20万锭生产能力的棉纺企业，2006年~2008年的三年平均增值税税赋为6.7%，综合税赋8.8%，而利润率只有5.2%，形成强烈反差。2008年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其他行业平均税赋率显示，食品加工3.5%，造纸5.0%，化工3.35%，食品饮料4.5%，建材4.98%，金属制品2.2%，均低于棉纺织行业。 “买的时候已经是含税价，卖的时候应该将同等税抵扣，可棉花却是个例外。”徐文英说，企业购买棉花时交付13%的进项税，制成纱线后卖出时是17%的销项税，但棉花原料部分只抵扣13%，即所谓“高征低扣”，就因为中间4个点的差价，直接增加企业每年45亿元左右的成本。 此外，政府制定的各种收费项目，有的论人头、有的论总量，未考虑不同行业间的差异、不同产业的利润率问题。如“残疾人基金”（按企业人数的1．5％安置残疾人，少一个按社平工资交钱）、“水资源费”（1．2元／吨）、“污水处理费”（0．62元／吨）、“南水北调费”（0．7元／吨）“职业病检查费”（噪音56元／人）等，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企业不堪重负。 据统计，2008年纺织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45%，比上年下降0.52%；棉纺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82%，比上年下降0.12%。总体来看，棉纺赢利状况不错，但两极分化的隐忧依旧严峻：占1/3份额的3769户优势企业共实现利润308.8亿元，与剩余2/3企业完成的8.18亿元利润相权，占到总赢利规模的97.4%。2/3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0.18%，相当于亏损。2008年1~11月，棉纺行业亏损额达51.7亿元，亏损额比上年提高了85%。
棉纺织行业工人平均年收入比其他行业低得多。洛阳、陕西两地调研发现，纺织厂工人的年收入是1.1万元，其他行业的工人年收入一般要在1.3万元左右，税赋过重给企业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没有余力提高工人待遇,相应地带来了用工难的问题。 牺牲工业竞争力 并未真正保护农民利益 无论高征低扣还是滑准税，出发点都是保护棉农利益。然而据统计，2008年农民手中的籽棉价格为4.6元/公斤，比2007年的6.2元/公斤不增反降。 “负担转嫁给工业也得咬着牙进口，好处落在了棉花加工厂和流通领域，根本惠及不到棉农。”徐文英简单算了一笔账：从上年9月棉花上市到次年4月，农民手里的棉花都陆续卖给棉花加工厂，加工成皮棉后再转卖给企业。棉花从农民手中卖出的价格也就是2.2元~2.4元/斤，不会因为交了滑准税而增多。 从2007年开始，国际棉花价上扬，而相应的减税政策却没有到位。国际市场棉纱统一定价，不会针对国内的高棉棉价而有所松动，因此造成我们的棉纱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甚至反过来购买进口纱，因为有些地区的棉纱价格比国内棉花价格还要低。 针对有些舆论指责一旦进口棉花价格放开，企业就不买国产棉花了，徐文英认为这更是杞人忧天，“进口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配额是按照缺口发放的，想多买也没有配额。” 按照滑准税规则，除89万吨配额以内棉花进口实行1%的低关税，超出部分企业要多交5%~40%的高关税，进口价格越低，所交关税越多，从而使成本大大上升。数据显示，棉花进口逐年递增的趋势相当明显，2002年18万吨，2003年87万吨，2004年191万吨，2005年257万吨，2006年364万吨。尽管2007年和2008年因为国内棉花增产，进口分别跌至246万吨和211万吨，但仍然与WTO谈判数字相去甚远。 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生产能力下降，企业都不买农民的棉花，农民收入更得不到保障。目前纺织行业已有13万人下岗，农民工返乡安置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滑准税”制定的背景是国际棉花价格高于国内棉价。但从2007年开始，国际棉价上扬，而相应的减税政策却没有到位。国际市场棉纱统一定价，不会针对国内的高棉价而有所松动，因此造成我们的棉纱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甚至反过来购买进口纱，因为有些地区的棉纱价格比国内棉花价格还要低。2008年9~12月，巴基斯坦、印度的20支纱平均价格比国内同类产品分别便宜了4310元和3682元。 “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生产能力下降，企业都不买农民的棉花，农民收入更得不到保障。目前纺织行业已有13万人下岗，农民工返乡安置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国家收储272万吨棉花的应急政策，徐文英认为，这虽然也是为了保护棉农种棉的积极性，但效果不得而知，“依照美国的经验，棉花售价低于64美分，国家就直接拿钱补贴农民。否则，既牺牲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工业竞争力，又未能实现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 一面呼吁政策，一面自救突围。棉纺行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和结构优化型转变的过程中，也在对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省份进行研究，以此作为新一轮增长的基点。河南地处中原产棉区，无论原料价格、运输距离还是用工成本都比内陆更有优势，由于当地农发行对棉纺企业贷款比较支持，因而投资环境也优于沿海，2008年纱产量增长了31.2%，比国内平均增长3.9%高出一大截。 “与之类似的还有湖南。天然区位优势造就的自发增长，适度引导也有望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大本营。”再留恋过去的好日子，徐文英也深知两条腿走路的现实意义，“保存竞争力当前，该争取的一定不能放弃，该放弃的同样不能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