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方面,由于做学生时,就与日本大的医药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长期合作产生了彼此的信任。“我们首先从一流大公司拿到了项目,虽然项目不大,但建立了相互的信任。而因为这种信赖关系,我们起步的时候就很容易。如果贸然进入这个行业,大公司不会对你态度如此之好。”
现在统计业务仅占EPS公司业务的3%弱,但是当时却是敲门砖,EPS公司就是凭借它发展起来的。统计比较专业,跟大公司很平等,高端切入比较方便。如果一开始做的是低层次的业务,再切入高层次的业务就比较困难。 EPS拿到的第一笔有突破性的大单,就是从日本厚生省药剂疫学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我们也曾听说,当时厚生省有过考虑,第一次把这样的项目交给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社长的公司是否合适,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拿到了厚生省的项目。他们本身就是从事医学项目的人,有着科学的严谨性,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严浩说。 这个政府项目的取得,让EPS一下子打响了品牌。以后,EPS陆续拿下了日本三共株式会社,大鹏药品工业、武田药品的项目订单。公司业务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严记忆中最深刻的,反而是公司建立初期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EPS已经建立了两年。因为公司业务成长,所以需要招聘人手。在报纸上登了招聘广告以后,一下子来了八十多个日本人面试。面试以后,EPS有史以来第一次招了四名新员工。 “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是自己人,而且大家一直都是同学和朋友,比较熟悉,所以根本没有人叫你社长。”严浩笑着说。 但是新员工进社以后,严浩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严社长”,顿时觉得肩上有了沉沉的责任感。 “以前随便什么时候发工资都行。但是现在说好25号发工资,拖到26号,员工就会有意见。所以开始觉得自己有责任了,要做一个经营者,要开始转型。” EPS做到第三年,就开始有一些公司的样子。1997年到1998年,业务达到了十几亿日元规模。日本的新光证券公司找到EPS,最后将EPS保荐到日本创业板成功上市。 人才是最大的困难 严浩一直想不起公司这十年来的发展曾经遇上过大起大落的事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喜剧性的困难。但是,他也说,每逃诩会遇上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尤其是一些除了业务之外的事情。作为一个经营者,他也确实一直在学习。“我们是做项目的公司。日本客户是很挑剔的。与中国有点不同,项目取决于与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非常仔细。所以做项目很辛苦,在细节方面都要注意。每逃诩会出现这种情况:项目有危机,需要去救火。有时项目就只能免费做了,以表示赔罪的诚意。”
严浩认为,从创业的角度来说,他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培养。 严说,日本确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并非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这个行业要求很高,是一个很严谨的行业。所以对于创业型企业,人才方面就会有些困难。以前人才都集中在大公司,这两年有些改观。但是严依然要在这个方面要下很大的功夫。而招聘日本专业人才并不是高工资就可以吸引过来的。 EPS从大公司挖来的人,有些人不喜欢EPS的文化。“对中国人社长来说,挑战是有没有本事带起一批人。”日本人对公司的观念要强得多,归属感要强得多。做一个公司,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个大家庭,人与公司之间的纽带很强。 如果跟公司的高管不合拍,没有归属感,他就不会工作下去。有些员工可能因为融不进公司,也会突然走掉。那么作为社长,严浩就得去想办法补救,不让公司运作上产生危机。一个优势是,严浩18岁就到日本了,所以比较融入日本社会,与普通日本人的隔阂较少。现在为止,EPS本部基本是日本员工,中国人只有十几个人。 EPS公司上市的一个好处是,带给公司一个好的知名度,而且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七八家公司上市了。所以在招聘以及客户关系上有许多好处。包括公司的内部管理体系都有好处。 “我现在每天的任务还是培养人,每年都要进来100人,新人如何融进来,要花很多精力在上面。还有访问公司的一百多家大客户,调整业务架构什么的。”严浩说。 虽然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社长,但是他的心态依然很平和。他说,他不想像美国上市公司总裁那样,整逃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而忘了公司的实际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