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联重科“造假门”的举报被受理的启示 在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证实已收到对中联重科的举报材料，按照相关工作程序核处未果之际，曾连续发表过多篇批评中联重科报道的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警方刑拘。股市的回应对中联重科仍然不利，消息披露的次日上午低开低走。这说明监管层对造假等不正当管理行为的追溯与及时回应非常重要，不能满足于让企业通过举报维权的方式自我撇清。 事关主流价值观不能失语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工程机械首家A+H股上市公司，为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工程机械企业之一，2012年经营收入过900亿元，利税过120亿元。然而2013年1月8日，有人在香港明报匿名举报中联重科财务造假，将部分未实际销出甚至是不存在的订单计入正常销售额内，以夸大利润表现。20天后，《新京报》等多家媒体收到更详细的相关举报材料。可惜的是，每次举报信被曝光后，在中联重科股价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也没有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直至半年后，《南方都市报》接到的匿名邮件称爆料者已向监管部门实名举报中联重科，监管部门才予以承认。 在此期间，中联重科的回应是被诬陷。直到监管部门作出受理举报后的7月15日下午，中联重科的一位副总裁还表示，将发布一系列澄清公告，明指“造假门”系三一策划。果真如此，明知市场上“春秋无义战”，中联重科也很难自证清白。而监管部门及时介入，而不是任由市场猜测，那效果无论是对于中联重科还是对于市场长远健康发展，似乎都更为有利，至少可以使人们相信主流价值观并非形同虚设。即使没有实名举报，监管部门的介入可能在调查中找不到抓手，但对负面消息予以追究、追溯的行为本身，就会对“先买后退”、虚假销售等不正当管理形成一种威慑。 这很自然的让人们联想起了美国的“棱镜门”，尽管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反恐，实际上在对公民权有所侵犯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内部秩序的监管。富有戏剧性的当属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婚外情的调查，那肇始于网上的一封威胁性电子邮件。须知监管与审判不同，审判必须在事实摆在面前才能裁决，而监管则需要主动出击，努力扩大渗透能力；如果按照民不告官不究的逻辑行事，不正当管理的操作就可以坐享潜规则的红利。跨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商业贿赂，就是监管部门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行社营业额超常飙升中顺藤摸瓜发现的。如果等到接到正式举报才去例行公事，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高管依然可以按照潜规则行事，那无异于主流价值观的边缘化。
分享负面消息并非不正常 如果说监管部门应当善于通过蛛丝马迹遏制不正当管理，那么对于媒体爆料的公司丑闻无动于衷，那是说不过去的。问题在于，来自主流渠道的人们对媒介中的负面消息往往不以为然。中国青年报近日有一篇题为《微博“坏消息综合症”：62%网民更愿分享负面评论》的评论指出，网民对“坏消息”的“亲近感”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北京晚报刊出的文章则直接断定，“微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仿佛真到了舆论最糟糕的时候。即便如此，如果说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规范企业行为，校正高管的败德行为，那么对“坏消息”应当更敏感才对，否则至少谈不上嫉恶如仇。 早有研究者指出，受众更愿分享负面评论合乎人们的心理规律，并非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坏信息比好信息更重要。心理学家进行的损失规避实验揭示，负面感情比正面感情对人的影响更大，这是由损失规避的内驱力所决定的。这一点在中联重科“造假门”中同样得到了体现，每次举报信被曝光后，中联重科的股价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在7月10日之后，中联重在科被实名举报的消息被证实之后，尽管财务造假没有监管部门证实，H股股价最高跌逾5%，创上市后新低，收盘跌1.97%，报4.97港元。而A股从今年2月4日的最高价10.40元下跌至5.14元，连跌4个月，最大跌幅高达52%。由此可以看出，股民在最大限度的规避损失，对财务造假的负面消息是宁可信其有的。 如果中联重科确信“造假门”系诬陷，监管部门的介入当是好事，没有理由责怪股民用脚投票是“坏消息综合症”。一方面，这需要将负面消息的受众与负面消息的制造者、恶意传播者区别开来。如果属诬陷、是谣言，那是诬陷者或者谣言在利用受众心理，中联重科不能因为对诬陷者或者谣言的“不再低调行事”变成对一般股民的声讨。另一方面，需要将负面消息的受众与负面消息所隐喻的恶性区别开来。中联重科“造假”的负面信息无论是否可以被撇清，“造假”无疑具有不正当管理的恶性，一般股民用脚投票，反对的是造假等不正当管理，表达了对不正当管理将受到惩罚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讲，股民并没有陷入所谓的“坏消息综合症”而全盘否定股市，相反倒是出于对市场拨乱反正前景的确信。 泥牛入海无消息流毒匪浅 无庸讳言，业界对负面消息的“亲近”与监管不力也不无关系。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媒体上的负面消息后来被证实的概率过大。且不说“先买后退”这种比较极端的虚假销售是否存在，混凝土机械和起重机械等赊销的大量存在当是不争的事实。中联重科的对手三一重工去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净值相比年初大幅增加了88.18亿元，约占同期实现营业收入的六成。也就是说，其业务收入中有高达60%的部分是赊销出去的。有消息表明，中联重科在赊销上的激进程度远超同行。在激进的赊销模式中，即使没有“先买后退”的预谋，出现这样的个案也毫不奇怪。至于像周久耕因为一包天价烟的曝光、杨达才因被称为“表哥”而丢乌纱帽情况的频现，使得负面消息受到“分享”毫不奇怪。 不少负面消息虽然后来没有被职能部门证实，但也没有被证伪，给人们留下来的印象是“拔出萝卜带不出泥”。自2004年朗讯公司行贿案曝光以来，跨国公司发生在我国的商业贿赂案时有发生。尽管实施“洋贿赂”的当事人已经承认贿赂事实，接受了本国监管部门的处罚，且列出了商业贿赂相对方的名单，但鲜有相对方被依法追究责任。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商业贿赂，总是国外的监管部门追溯，且在中国境内没有相应的回应，这足以令人遗憾。如果说被曝光的“洋贿赂”往往发生在数十年前，追溯起来确有难度，受众应当予以理解；那么监管部门的失语，往往以涉案的公司“自查”的方式不了了之，就很难让人们相信有关“洋贿赂”的负面消息是空穴来风，难免有积重难返的疑虑。 当然，监管部门对媒介披露的负面消息不可能听风就是雨，做舆论的尾巴会疲于应对；但也不能将舆论的压力归咎于受众的“坏消息”的“亲近感”。就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确实存在着更重视当期业绩，满足于用审批的方式工作，对替别人收拾残局缺乏动力的倾向。可以预料，即使中联重科“先买后退”虚假销售有基本事实的存在，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尚存在着相当的变数。对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涉嫌“诬陷”的双方而言，都有各执一端的余地。况且以虚假销售粉饰业绩，也会使GDP统计数据更为好看，有可能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如果监管部门在受理中联重科虚假销售的举报之后而不能正式立案，那极有可能是又一个罗生门。 正当管理彰显于疑云过后 面对业界的负面消息及时追溯，主要是为了强调监管部门旗帜鲜明的态度，绝不给不正当管理提供“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契机，就是在坚持网络版的群众路线。 首先，这需要强化监管部门的追溯职能。与“深喉”或者内部人举报不同，媒体传出的负面消息往往是“马后炮”，只能溯及既往。而负面消息所反映的不正当管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把旧账翻出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可能非常困难，监管部门鉴于资源有限，很难分出更多的精力应对不断出现的负面消息。这就有必要强化监管部门的追溯职能，或者在监管机关内专设对既往不正当管理进行追溯的分支机构，以便在负面消息的传播中掌握引导受众的主动权。相应的职能部门可以像“网军”的小分队一样在企业领域主动搜集相关信息，以避免负面消息“扎堆”，引发“次生丑闻”。 其次，倡导企业现任管理者的历史责任感。在对企业高管的激励举措中，业界已经注意到要校正他们只关注任职当期利益的弊端；然而应对的办法是与后继的表现挂钩，而对于他们任职之前公司潜在问题的发现，并没有列入考核的范畴。其实，一个经理人接管一个公司或者部门，是应当对其历史负责的。这种负责主要表现为对历史事件进行澄清的责任和协助调查的义务，由此所产生的资源损益理应列入考核的指标。企业的现状无疑是历史的积累，假如因负面消息需要对历史进行全部或者局部的清理，现任经理人理应予以配合。这反过来可以促使经理人在接任之前，对企业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再次，整合社会反腐资源，对企业高管的变通做法形成舆论高压。企业负面消息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相关主体之间利益配置失衡而被披露，尽管其传播可能会另由不同主体助推，各有不同的动机，但他们客观上都是反腐资源，监管部门没有理由游离于他们之外。比如民间的打假人士、知情的“深喉”、做空机制等等。至于居心不良的诬陷，那也只能在事实被澄清之后才能认定，在此之前不能先入为主。企业的不正当管理虽然不能简单的与腐败划等号，但往往与腐败有关联，衍化出腐败的新形式。对善于变通的不正当管理形成舆论高压，无疑有助于抑制高管的侥幸心理，不仅有助于反腐败，对正当管理也是有力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