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许多事，看似复杂，可一旦有了决定，处理起来却十分简单。 关于财产的处置，在赶往二老住处的路上，我已有了大致的打算。 学校，开办时投入了二十万。但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以学校目前的规模和已初步建立的品牌效应，价值至少应该翻番。但由于事发突然，我不想再花时间慢慢地找寻买主，我刚才想到的那个朋友，刚刚开了一家分校，估计很难拿出这个数。 回本就行了，我想。 除了学校，就是当初办工程公司的那块地了。其实那是路边两块相连的民宅，九七年被我花不到二十万就买了下来，并打通了前后院，把公司搬了进去。这两年公司解散后，一直有两家在沧州做生意的农村亲戚住着。零三年的市价应在是三、四十万，但我觉得土地的价格还会涨，舍不得卖。另外，此行深圳几千里，不能经常守在父母身边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孝敬父母最合适。
其余值点儿钱的，也就是去年买的房子了。年前才装修完，我一共才住了几个月。零三年的房价不高，能原价卖出去，拿回那二十几万的成本，也就不错了。 最后，就是股票了。那几年行情不好，被套了不少。不想随便卖在地板价上，我想到了深圳看看情况再说。 此去深圳，我最放心不下的，其实就是渐渐年迈的父母。虽说父母有退休金，足够二老开销，弟弟们很孝顺。可母亲的心脏不好，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由于家庭成份不好，从一解放，又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折腾，所以父母长期处在艰苦和压抑之中，一直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做人。 尤其是母亲从小吃得苦最多，四七年天津解放时，就失去了父母。从那时起，年仅十岁的母亲，就顽强地靠向邻居讨要，抚养着了五个月大的舅舅和五岁的姨姨。后来，是在与生前的姥爷是拜把兄弟的爷爷的帮助下，才有机会和父亲一起考上了的渤海大学（原北洋大学，现在的天大）。 毕业时，成份不好的父母，主动要求去艰苦的沧州工作（沧州当时是天津的一个区）。可这并没有躲过几乎每一次的政治运动。 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不再搞许多政治运动了，开始注重经济建设了。日子才渐渐宽松起来，父母也才能够专心的工作和舒心的生活。 后来，父亲做了多年的规划局长，可据说他从来也没有和别人红过脸。父亲退休后，所留下的好人缘，在我办工程公司的日子里，让我受益颇多。 我认识几乎所有沧州本地的能吃的野菜，就是在那些艰难的吃不饱饭的岁月里练就的。饭桌上，我和妈妈总是先紧着父亲和两个弟弟吃饱。 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我上大学的八十年代，有一年我放假回家，吃惊的发现全家可以在吃饭时尽情地吃，直到把肚子完全填饱，而且不是星期天也能有肉吃。 妈妈后来告诉我，几个月前父亲一次涨了三级工资，每月增加了一十八元。全市只有两个人破格涨了三级，是省里特批的。父亲也曾坚持不要，但市里最后的回答是省里就是要鼓励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典型。 也是从那时起，虽然日子仍不宽松，但已经不会挨饿了。 我从小就立下过誓言——等我长后，一定不会让全家挨饿受冻，顿顿都能吃饱，而且要过宽松的日子，再也不愁吃花。 也是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了，这一切终于变为现实了。更重要的是，两个弟弟既孝顺，又出息，已经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我如果去了深圳，兄弟三人中，虽然就只有小弟在父母身边了，但即使如此，我倒也可以放心了。 晚上，我把想法对全家说了。妈妈流着泪说“我和你爸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们娘俩，你早该去深圳照顾她们了”。 关于那块地，最后父亲说。“实在不想卖也行，我们先给你保管着吧”。 弟弟弟媳也说家里有他们呢，让我放心去深圳。 第二天，北京的弟弟也来电话，让我放心南下，说他也会更经常回来的。 总之，我可以放心地离开家乡了。 此时，我一点也都不在乎对深圳的恐惧了。哪怕前方是波涛汹涌的怒海滔天，我也会义无反顾地临渊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