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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关于动荡、生存与应变：金玉良言》
为了竞选执行主编，我计划了一系列的采访任务，主题是“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政治家”。我将去世界各地采访一些前任国家元首，探讨领导才能——不是领导公司而是领导国家的才能。我打算从采访赫尔穆特?施密特开始，然后是日本的中曾根康弘、英国的詹姆斯?卡拉汉，最后是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 正是因为有了计划，一切才显得更加疯狂。几年以前，我被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授予了一笔奖学金，那是一个在慕尼黑进行的学习城市规划的项目，时间是三个月。我以为通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就能排队等到采访赫尔穆特?施密特。一旦有一个政治家接受了我的采访，我就可以运用其影响力采访其他的政治家。果然，在我打电话给马歇尔基金会联系人的时候，她告诉我可以采访，但同时也提醒我采访可能不会很愉快。 “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告诉我，“很难采访他，因为他看不起问他问题的人。还有，”她爆料说，“他吸鼻烟。” 尽管如此，她要我发给她一份用《哈佛商业评论》的信笺纸书写的正式申请函，以便她可以转发给联邦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在我的采访申请得到批准后，那位朋友告知我采访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这样，我就即将对那位出了名的难对付和吸鼻烟的总理进行采访。 我坐在那儿盯着录音机和黄线拍纸簿的时候，这一幕幕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我把这次采访搞砸了，特德?列维特会怎么想？ 这会对我竞选《哈佛商业评论》的执行主编产生什么影响吗？而对于眼前来说，如果赫尔穆特?施密特觉得我的问题很愚蠢，叫我走开怎么办呢？ 要是录音机出故障了怎么办？我看着它躺在那里，仿佛伺机让我难堪，我感到压力从胸中升起。 这时，我从衬衫口袋里拿出笔，仔细写下为自己准备的新提示语。我把新的提示语写在黄线拍纸簿的最上面，这样，在采访前以及采访进行中，我的眼光就能在那儿停留片刻：“放松！微笑！这是祝福、奖励和荣誉，而不是必须接受的惩罚。” 多少人能有机会和一位世界领袖坐在一起，并向他提问呢？多少人能目睹项目提议——不管什么样的项目——得到批准，然后实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