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在北京、上海、西安、昆山等地，中国人都开辟了成功的大学科技园。中国有近3000家各类省级以上科技园，99%是政府主导，为什么最成功的却是大学科技园？
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科技园的身份问题。“过去我也在政府机关干过孵化器，我常开个玩笑说，政府的孵化器生来就是孵化器，做成什么样都是孵化器。而我们，得做得很好才是。”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副总经理荀标说。他的同事马扬飚有另一番评述：“全国科技园数以万计，昆山就有十几家，但政府的科技园有运营经费、财政支持，它们给企业补贴，图的是企业长大了当地获得就业和税收。但我们不行，我们必须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否则就会饿死。”
作为依托大学的主体，大学科技园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启迪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薛军说：“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解决一个矛盾，就是市场化经营的盈利目标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社会责任二者之间如何平衡。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甚至，清华科技园还曾经怀疑，自己做的似乎都是公益性的事，如果自身不能生存，这件事将不具备可持续性。
但也正是这一逆水行舟的先天身份，使得清华科技园一起始就面临市场的严峻考验，只能通过不断提升自身对入园企业的增值服务价值来取得回报，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创新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团队，如果适应了“空间有形，梦想无限”的机制和环境，那么他们的成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创新的时代也恰恰渴望一个“创新推手”的出现。
韩国中南科技园总裁Hak-Min Kim告诉《商务周刊》：“清华科技园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的科技园，我觉得清华科技园有一些特别的特质，使其拥有促进自身和园内企业成功的能量。”
“在那里有两个对撞公牛的雕像，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清华科技园特质的象征，当两只公牛互相撞击时，将有很多创新的火花产生，获得无穷的力量。”他说。
不仅只有Kim有此感觉，2006年时，《商务周刊》曾以封面故事的显著位置发表报道《清华科技园的“四聚法则”》，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以不断创新的增值服务，聚集、聚焦、聚合产、学、研、金、介等创新要素，在小小一块物理空间里正在产生聚变效应。三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清华科技园又变革出新的核心能力——它远远跳出做科技园的思维框架，在多个维度上围绕如何助力区域创新和产业创新进行着新的探索。如何在一个更大的载体上去实现创新要素的共赢合作机制，已经成为清华科技园可自我再生的一种能力，因此它也就具备了继续创新的可能。
“对我们来说，创新是必然的，不单是服务于创新，我们自己也要创新，我们既是创新的载体也是创新的主体。下一步我们做什么？谁知道，两年前谁知道我们会做产业园？”荀标的话颇具代表性。
2006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世界科技园协会描述出下一代科技园区的基本特征和路线图。它将第一代科技园区的特征归纳为：园区建设合作各方达成初步一致，用于建设的资金开始逐步到位。一切都是新的令人振奋。但是不久CEO就会感受到压力，他开始明白，让园区住满人才能达到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第二代科技园的特征为：园区开始进入稳定的增长状态，管理所涉及的方面逐渐增多，入住率不断提高，园区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园区会就此止步，停留在相对稳定的日常运营状况里。
按照这种特征划分，事实上早在处于第一代园区时期的2003年，清华科技园就已经提出“走出北京，辐射全国”。同样，今天的清华科技园也几乎呈现出世界科技园协会给出的“第三代科技园”的全部特征：具有本地根基的国际化园区，园区的形象是城市或区域的典型代表，入园企业的市场不但没有地理边界，而且成为社区的一部分，非常关注社区的居民和环境并获得社区的褒奖；具有健康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团队，产生健康的财务盈余，有能力帮助入园企业解决投融资问题；是大学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的课程、毕业生的发展目标、模式和研究项目，园区很多创业企业都是由大学的科研成果衍生出来的；属于多重网络的一部分；关注入园企业的需要，从孵化期毕业转移到科技园区，应该是一个顺畅和积极的过渡。园区与入园企业之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关系。
“世界正在探索(第三代科技园)，我们已经实现。”清华科技园启迪控股股份副总裁陈鸿波说。
清华科技园与清华大学的15年
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气质
在清华科技园成立15周年之际，它的母校清华大学也将在两年后迎来百年华诞，回顾两个佼佼者之间15年相依相伴的故事，更能看到清华科技园成就背后的必然。
1993年，国内大学还在为校办工厂的出路伤脑筋，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台湾新竹科技园的创始人之一徐贤修访问清华大学。徐先生问及时任清华产业管理处处长荣泳霖，北京清华比新竹清华学术水平高，学科也更全，新竹能办科技园区，北京为什么不能？这席话触动了荣泳霖，他马上去和学校领导谈办科技园的事。
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以荣泳霖为组长的3人小组就建设清华科技园展开论证。小组仔细研究了硅谷、美国北卡、新竹等多个科技园，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规划上报后，清华大学办科技园的想法获得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后市委现场办公，立项批地，给襁褓中的清华科技园画了一个范围：包括现在的科技大厦、创新大厦、紫光大厦等组成的一个环，再加上一条线——华业大厦、学研大厦。而后又通过商业批地开发了同方广场一期，和在建的同方广场二期。
1994年，清华大学在怀柔召开科技产业工作会，确立了建设科技园和成立企业集团两项重大事宜。翌年，科技园的母公司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正式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荣泳霖出任副董事长兼总裁。
为实现科技园的企业化运作，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于1994年成立，这是一个由清华独资的企业法人，后来规范化为有限公司，引入了外面的战略投资者，但清华大学仍坚持直接控股，以保证科技园的发展方向。
由于科技园的建设涉及到学校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需要一个可以协调各个部门关系，同时又对清华传统和理念有深入了解的人，于是清华选择了时任学校校办主任的梅萌来领导清华科技园。
就在科技园建设起步时，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找到了荣泳霖，提出，既然市政府批了十几公顷的地给清华，不如把土地一期开发和房屋开发交给他们来做，盖房子的钱都由他们出，事成之后，清华可以获得一部分房产，他们同时承诺在2—3年内就可以开发完毕。
清华的回答是“不”。“因为如果让房地产商来做就无法保证科技园的定位，他们很可能把不应该出现在科技园里的休闲项目引进来，最后成了商业区。”荣泳霖说。清华对科技园的定位非常明确，它不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而是一个创新平台。
清华科技园的理想主义气质与生俱来，但坚持理想从来不是易事。科技园创办初期非常艰难，先在学校所有的一块地上借钱拆迁、建房，建成后，再用它来抵押贷款建下一栋楼。最终，科技园的创业者们靠滚动发展的办法建起了科技园，从紫光大厦、华业大厦到同方大厦、学研大厦，再到创新大厦乃至而后的科技大厦，这些空间建筑的建设从1994年到2005年，历经11年才完成。
与此同时，清华科技园一直坚持“软件”和“硬件”齐步发展的理念，把科技园作为创新和创业的平台，立志完成科技成果产业化，孵化出一批高新科技企业，培养出一批科技精英。
在这一理念之下，当时科技园推出的增值服务包括：免费帮助学生做商业计划书或注册公司，为创业企业配备对口的“导师”，通过获少量股权抵消若干年租金，设置属于“公共设施”的前台和电话，等等。“我们的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到现在，很多企业在可以选择用低价租赁办公楼时，却宁愿花大价钱租我们的房。”荣泳霖说，“今天看来，园区的空间建筑和创新服务平台的同时建设是十分正确的。”
反哺母校
全世界诸多科技园区都以大学为中心，比如硅谷有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台湾新竹科技园有新竹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等。同这些科技园相比，清华科技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它与母校的关系更为紧密。
而这也是创立者的初衷。荣泳霖等人当时研究了多个国外科技园，觉得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大学为核心，创新为宗旨”，园区里企业和大学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比如一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但这不是企业与学校层面的联系，只是公司与教授或某个学科之间的。“国外的企业只要从大学得到专业技术，就有能力快速开发出产品或技术。”但这在中国不大行得通，中国的大部分科技人员都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企业里研究人员数量偏低。
“基于这些认知，我们觉得可以筹建一个科技园区，让大学和科技园区的联系比国外如硅谷、新竹等以大学为中心的园区更紧密些。”荣泳霖说。
比如，清华大学一直设有一个职能部门“科技开发部”，专责清华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服务对象是社会企业，包括科技园内的企业。在上游，它负责把清华的所有科技成果归纳集中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和对外推介，然后代表清华大学谈判、签合同。之后项目的进度监测和管理也由科技开发部来负责。但是，一旦涉及股权问题，则由清华控股代表清华大学介入。
当然，清华大学也会重点考虑将其科研成果交由科技园的企业转化，比如清华11个重大产业化项目中就有两个随清华科技园落户昆山。
清华对于科技园的支持还远不止这些。荣泳霖回忆，清华大学最早给了科技园一块三角地，作启动之用。在科技园最艰难、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学校分批投入了9000万元，这是科技园在引入外部投资时能保证绝对控股的根基。
另一方面，进入良性发展后，科技园也非常注重回馈母校。“现在学校每年都获得分红，用于弥补办学经费。另外，现在我们正逐渐把像华业大厦这样紧挨学校的房产交还给大学。以华业为例，它现在的市值至少是4亿元人民币。”荣泳霖说。
更重要的是，清华科技园对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和课题建设起到了支持作用，不仅清华学生可以到园内企业实习、实训，各院系也通过清华科技园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我觉得清华科技园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单位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就是把学校服务社会的触点放到外面去了。”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李军对《商务周刊》说，“通过清华科技园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落脚，展开相关的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社会服务。”去年，该学院与清华科技园在广州番禺联合创办了创新基地，发展动漫游戏等创意产业。
在回顾清华大学与清华科技园之间的关系时，荣泳霖强调：第一，学校始终是科技园的创新源头，园区从学校得到科研成果，研究平台和信息，以及源源不断的人才；第二，学校一直把科技园作为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窗口和桥梁，学校现在不仅仅是做一个股东，收一点红利，实际上已经把它当做现代大学运转系统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三，科技园区的企业能够促进学校科研体制的改革，为解决清华的研究工作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模式；第四，清华大学和社会合作，打造出又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融资平台；第五，清华科技园形成了清华大学人才教育的一个新课堂，促进了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昆山：丈量知识与产业的距离
教授的人生新篇
11月6日下午，江苏昆山市周市镇镇北一片工地上鼓声阵阵、彩旗招展，苏州昆仑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核电重型锻件新工艺产业化基地”暨3万吨重型模锻压机厂房工程奠基仪式在此举行。昆仑公司总经理、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颜永年紧跑几步上台，控制一下呼吸，开始声如洪钟的致辞。
“颜老师毕竟是71岁的人了，”台下一名教授的学生低声说，“看得出老人家今儿是真高兴。”
的确，对于老科学家来说，这将是开启他人生新篇章的一天。
30多年前，颜永年带领清华大学机械系重型装备研发团队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MN预应力钢丝缠绕剖分/坎合结构模锻液压机”技术，1980年代该技术主要用于板料成形，1990年代应用于陶瓷专利压机。直到现在该技术才被赋予历史性的产业化使命——用于设计制造核电、造船、航空等重型机械装备的模锻件和自由锻件。
“锻件不是简单的打铁，而是国家重点装备的基础件，没有大压机(即大型模锻液压机)，谈不上。”颜教授对《商务周刊》说，“我们的新工艺将大幅提高核电和大飞机锻件的产量和质量稳定性。”
在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的引荐和运作下，大压机产业化项目最终由西安移师到了昆山。去年10月，以清华大学机械系重型装备研发团队为班底，昆山市国科创投、爱博创投、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合资成立苏州昆仑先进制造公司。为专注于产业化“放开手脚干”，颜教授同时从清华大学退休，出任昆仑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