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传销
聚成上下并非不知道外界的指责、质疑,刘松琳亦为之苦恼。但不可否认,浓厚的“邪教”气质让这支销售队伍无往不利,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讲到这儿,聚成商业模式的核心才说了一半儿。当时“学习卡”一出,行内有人断定这企业活不过半年。听课这么便宜,疯了?后来聚成没死,效仿者众。你不便宜吗,我比你还便宜。结果,杀价者没活过一年半载。这些年,聚成的“学习卡”升过11次级,涨过8、9次价,但客户每人次听课的费用还是300元左右。
其实,另一半儿的道理很简单。六年来,聚成集团的利润率只有10%,远低于同行30%?40%甚至更高的水平。薄利的潜台词是啥?多销呗。如同沃尔玛、国美这些廉价卖场一样,靠量靠人流。聚成内部计算,要保证基本的利润,每场听课人数至少要有420人。从创业到现在,聚成从来不打广告。客户从哪儿来?强大生猛的销售员。
聚成员工从几十上百扩张到现在的3000多人,始终有80%是销售员(也叫学习顾问)。网上有一篇文章题为《我在骗子聚成集团的真实记录》,点击率极高,详细介绍了聚成如何用高薪刺激员工,如何给员工洗脑。一个事实是,2007年以前,聚成所有的销售员没有底薪,打电话约客户自己掏电话费,见客户给资料费用自理,唯一的收入是卖出学习卡后的提成、奖金,提成最高比例20%以上。
这些销售员每天要开的会让人眼花缭乱。早上有公司早会。主持人上来的第一句:“全世界最优秀的钢铁战士们,大家早上好!”鼓掌。“我们的使命是——”所有人齐声喊:“关注企业成长,富强我们祖国,促进世界和谐!”会上还有舞蹈环节,所有人一起跳,外人看了很震撼,很疯狂。接着是部门例会。然后是针对性的会后会。晚上还有餐会。一位员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高强度的体力劳作后,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有时一个人瘫倒在空空的电梯里。但当电梯再次打开的时候,我必定活力四射、热情专业。”
聚成员工称呼彼此为家人。一些新员工打电话邀约客户,被拒绝,家人会这样安慰他:“没关系,这次帮助不到他们,下次再帮助他们。”老员工怎么做?员工李晓玲(化名)到聚成3年多,去年怀孕,11月份生产,但她是2008年全集团的业务冠军,年终奖得到一辆价值30多万的宝马车。李晓玲有一个自己的数据库,里面是客户的资料,包括客户年龄、生日、所在公司、爱好,客户小孩的年龄、生日、就读学校等等。比如她有15个要攻克的客户。第一个月,两天给他们发一条短信。也许只有一个客户买单。到第二个月,每隔5天发一个短信,又有两三个人买单。第三个月,每10天发一个短信……如果5个月了,还攻克不了,把名单放到一个库里,逢年过节发短信问候。所有这些短信的内容是什么?朋友式的关怀,一些充满哲理的话,节日祝福等?等。
聚成员工并非不知道外界对聚成是“邪教组织”、“传销公司”的质疑、指责、咒骂。刘松琳也知道。“最早销售员拿资料打电话都是免费的,公司付钱。但这些人和公司的关系是松散的。他拿着资料垫饭盒,随便撕,不爱惜。还有拿公司电话煲电话粥的。这些都是成本。底薪是什么?也是成本。这些成本不大,但聚成的商业模式就是低利润,要尽最大可能刺激销售,控制成本。”主管财务的刘松琳考虑的是成本。
总裁陈永亮是许多口号的编制者,也是聚成销售队伍的打造者。他觉得做企业,第一要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第二是无脸无皮,所向披靡;第三要把口号和使命落到实处。口号喊长了,就会发自内心去想去做。他这样形容聚成打造团队的理念:培训界大多是张三丰式的人物,自己是武林宗师,带的几个助理犹如张三丰的徒弟。聚成不做武当那样的机构,也不要张三丰,而是要学习朱元璋,打造集团军。聚成团队的策略是,打天下,闪电战。在内部叫有效成本,快速扩张。
好孩子之惑
从草莽生存的野孩子到规范运作、融入主流的好孩子,聚成走在蜕变的路上。它可能要付出更多代价,但刘松琳义无反顾。他要基业长久,不要一颗流星
周嵘没有加入袁丽军的公司,也没有接受刘松琳的邀请,尽管刘松琳给他打了三次电话,希望他回来。刘松琳对周嵘的离开十分惋惜,除了兄弟情分的不舍,更重要的是,周嵘的思路并非全无道理。但如果重新选择,刘松琳的决定不会改变。
刘松琳和俞敏洪聊过。俞敏洪说,团队打造就像和面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新东方做英语培训,最多300亿市场;聚成做管理培训,最低500亿。俞敏洪甚至提出,松琳,如果你不想做了,想买个游艇啥的,就把聚成卖给我。刘松琳说:“校长,我要向你学习。”这“学习”二字意味深长。刘松琳很清楚俞敏洪的故事。那场让俞敏洪三上三下的战争,最终以创业元老和小股东退出管理层和董事会告终。俞为新东方树立了“西方规矩,东方精神”的原则。2006年,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上市后,新东方的业绩保持每年30%的增长。去年金融危机,它仍有近30亿美元的市值。现在如果聚成上市了,能做到吗?”刘松琳渴望聚成达到新东方的格局、气度。
近年来,聚成逐渐改变依赖“学习卡”单一业务线条的局面,增加了精品班、网络培训、企业家培训(国学+管理学)、企业内训等产品。2008年,学习卡产品的销售收入为2.15亿元,占集团总收入的61%;企业内训和企业家培训分别占到总收入的16%和9%。新业务不断增加,对聚成的集团化运作能力提出挑战。如何改变管理层一盘散沙的现状,加强体系和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刘松琳的一块心病。
刘松琳一度感到身心俱疲。2005年,聚成在全国开办了十多家分公司,但他觉得公司每个地方都很乱,没规矩。他读过一个工商管理博士的课程,很羡慕海尔的企业文化,欣赏IBM的考核指标,看到了世界500强的管理体系。反观聚成,啥都没有,他急了。2005年,他提出在聚成上ERP项目,先和用友谈,又和金蝶谈,最后还是决定不上了。不是钱的问题,是团队跟不上。聚成的很多高管还不会用电脑,员工也没电脑,怎么信息化管理?“那是一种未知的恐惧。当年毛主席开国的时候,也是有一帮将军打天下,但后来治理国家,要是没一套制度,还像原来各凭本事,肯定要出事儿的。”刘松琳回忆。有一次,他和一位财务顾问交流关于公司规范治理的问题,中间去了一趟洗手间,结果晕倒在地。他有强烈的无力感,最后选择去上个心智模式培训班,修炼心灵,提升自己的领导力。
2006年,总裁陈永亮意识到了和刘松琳一样的问题。聚成在全国已经形成规模,山头打下来了,需要进行制度改革、文化改革,剔除那些导致不规范、被误解的因素。但很多人不同意,尤其在高层、在董事会分歧越来越大。有的董事主张,以速度为主,可以继续猛冲,天不会塌下来,而且要提拔销售能力“凶猛”的人上来。陈永亮则希望采用善于管理、长于建设体系的人。创始股东之间陷入僵局。陈永亮一度离职三个月,直到被刘松琳找回来。
刘在聚成内部反复说:“我为什么做聚成?赚钱对我的动力不是很大。我从小没缺过钱,可以让别人多挣钱,我少挣钱。创业是要得到一种尊重,聚成可以成为一份让人尊重的事业。从2004年起,我就说要做百年聚成。那时候也许仅仅是一种口号,但这些年下来,它已经成为我的理念。我要把聚成做长久,做主流。”
刘松琳与陈永亮开始推动改革。2007年起,聚成试行底薪制。2008年实行底薪+保险制度,给所有员工上三险一金。2009年8月,所有资料费不再由员工负担。刘松琳很支持。他相信,员工有保障、心态健康,才能更好地服务客户,聚成才能进入良性循环。陈永亮对聚成员工的薪酬做了几步规划:第一步,有效成本,快速扩张;第二,全员有保障;第三,实现一部分人小康;最终的目标是让聚成员工的工资、福利在国内乃至世界领先。刘松琳屡次提出,希望股东、董事们弱化讲师的角色,投入到管理能力提升与人才培养上来。“你说天天见不到人,咱们怎么管理,大家都在外面上课,开个会都没人,这个公司能前进吗?”总裁陈永亮做出表率,自己的讲课费不要了,捐出去。他表示,从2009年起,他每个月只上一次课。但成效不大。一些股东甚至提出要更高的讲课费。
基层员工对薪酬制度的改革亦不完全理解。很多员工,尤其是业绩优秀的销售员不稀罕底薪,更想要高提成。过去,聚成的提成最高达到22%,现在调整为17%。许多优秀的销售因此收入下降,被竞争对手挖去不少。“这不是杀富济贫,滋生惰性吗?聚成还能有战斗力吗?我们没必要太在乎外界的说法,唱歌跳舞喊口号怎么了,只要我们没去骗人,就不是传销。我不赞成做大的改变。”聚成的一位中层干部说。在股东层面,由于薪酬体系变成底薪+保险制,2008年聚成的人员成本一下增加2000多万元,几乎相当于2007年一年的利润。2008年的收入只比2007年的3.2亿元增加了2000万元,成长速度前所未有地慢下来。股东们意见很大。
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从草莽生存的野孩子到规范运作的好孩子,聚成走在蜕变的路上,且必然要为这种成长付出更多代价。但刘松琳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