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唐双宁
对世界经济金融走势的预估
关于世界经济金融走势，曾有过“V”型、“L”型、“U”型等观点，而我认为应当是“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2009年年初以来，美国又有94家银行破产，今后可能还将有150家至200家银行破产，且没有足够的“健康”银行来收购。同时，美、欧、日等经济体政府债务高达30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将超过114%，形成巨大的“债务泡沫”。如果美国大量印制美元，将导致美元贬值，严重危害许多国家的利益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同时，全球高达650万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中究竟有多少损失现在还是未知数；再加上股市房市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然灾害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失业扩大影响消费需求等等因素，世界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次性复苏，应该是一个“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
“保增长”仍然是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主要矛盾
2009年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1%的增长，全年8%的增长目标似已无悬念。但最后两个月，“保增长”仍然是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因为GDP关乎经济总量，更关乎就业和市场信心。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带动100万人的就业；如果能够实现8%的增长，就可大体增加近1000万人的就业。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成果还是量变而非质变。首先，我国上半年实现7.1%的增长主要是靠4万亿财政拉动和7.3万亿信贷拉动，尚未产生社会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拉动效应；其次，上半年的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消费拉动效果显现“非一日之功”；再次，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包括投资保护主义、货币保护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美国等国的政要主要是对选民和选票负责，以各种名义打保护主义牌经常作为他们实现政治意图的办法。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出口为主的老路。
“调结构”是我国经济将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
由于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积累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因此在解决“保增长”的主要矛盾时要防止加剧“调结构”的基本矛盾。当前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防止增加新的银行不良资产。2008年11月以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出现井喷式增长。2009年1～6月又增加7.37万亿元，半年时间已大幅超过年初确定的全年计划，全年投放预计相当于去年全年实际投放和今年计划投放的2倍，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本轮危机后银行不良贷款的“抬头”。第二，防止出现通货膨胀。2008年底以来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到2009年6月，M1期末余额为19.32万亿，同比增长24.79%；M2期末余额为56.89万亿，同比增长达28.46%。照此下去，通胀的危险很大。第三，防止财政赤字规模膨胀。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2009年计划9500亿元，将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赤字最高的一年，而且还存在进一步加大的风险。另外，地方财政隐性负担更重。第四，防止产能过剩。由于“保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慌不择食”现象，产能过剩的矛盾将更加突出。除此之外，还应注意股市房市波动、外汇储备进一步上升、热钱大量流动、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以及资源、环境、安全生产等问题。
关键是掌握好政策的“度”，拿捏好财政与货币“两个政策”
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方向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而是执行中“度”的问题。当前仍然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什么叫“积极”和“适度宽松”，知易行难。稍不到位，就难以“保增长”；稍一过头，就可能产生“新隐患”。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问题”在于财源来自何处(增发国债是由社会资金还是由银行购买？)以及投向何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在于能否保持“匀速微增”。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量入”重于“为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适度”重于“宽松”。
中国经济真正走向复苏需要“五次拉动”
去年开始的四万亿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一次拉动，为我们战胜金融危机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截至今年上半年7.37万亿的信贷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二次拉动。天量放贷虽利弊并存，但从保增长的角度看利大于弊，为第二季度GDP止跌回升作出了贡献。扶助中小企业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三次拉动。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能否真正走出金融危机很关键的也是看中小企业。中国中小企业就业量占75%以上，GDP占60%以上，国家税收占50%以上。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稳定的前提是就业，就业的前提也是发展中小企业。但是，从融资的角度看，受银行贷大(大户)、贷长(中长期贷款)等偏好影响，中小企业贷款难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只有依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小企业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才能形成抗击金融危机新的拉动力量。带动社会投资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四次拉动。今年上半年，7.1%的GDP增长率中，投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其中，国家投资同比增长41.4%，银行贷款同比增长44.6%，而民间投资同比却下降1个百分点。我们的财政和信贷只有有效拉动社会资本，才能转化为抗击危机长久的、强劲的动力。扩大消费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五次拉动，亦即最终拉动。受危机影响，已经出现财富缩水、股市波动、居民收入感受指数降低、消费意愿下降的现象；加之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不完善，这些都对消费构成刚性制约。而上半年经济增长中，出口贡献率为负41%，对GDP增长的作用是负2.9个百分点。由于不可能立即解决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外需拉动已不现实。因此，实现扩大消费才是最终拉动，也才是真正战胜了金融危机。
应当把8%～9%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
我国经济增长不能低于8%，但也不能高于10%，否则将带来结构问题、后劲问题、未来危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需要“缓口气”。当然这个“8%～9%”不是平均主义，后发地区可以快一些，先发地区应当慢一些。国家在主要依靠市场的同时，应当辅以政策调节的办法实现这一目标。这其中关键是“就业”可以考虑实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计划”，师资主要从大学毕业生中产生，既解决双重就业压力，又可提高国民素质。
从战略角度考虑金融领域中的十个问题
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原则。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逐步递进(处理好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规章、法规与法律之间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关系)”原则。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水平的合理性：根据经验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在坚持既定汇率改革方向与原则的同时，使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真正成为反映市场变动的浮动汇率制；注意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比例偏高问题。建议今后对新增部分设置与汇率、物价等指标挂钩的“保值安排”。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轨迹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并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国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
用新的理论指导经济金融工作
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将使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探寻出指导经济金融工作的新理论。这个新理论的内核，应该是阐述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即有无“同一性”与谁为“第一性”问题。“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中，二者是“同一”的；不能因出现金融危机否定市场经济，但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但也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就根本、长远而言，“看不见的手”为“第一性”，“看得见的手”发挥辅助作用；在一些特殊场合，“看得见的手”有时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要坚持两只手一起抓，区别“一般和特殊”，视具体情况决定哪只手更硬。我们应当加强金融理论研究，用这一思路指导今后的长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