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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能够获得适当的物质报酬,亦能够“雁过留名”,同时还有理想的接班人延续自己的事业与光荣,大概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想兼得的退出方式。

  文|《小康·财智》记者 罗天昊

  8月底,蒙牛乳业宣布牛根生辞去董事长职务,由中粮系任命新的总裁人选。

  虽然早在2005年,牛根生就公开表示,希望自己在50岁的时候退休,同时陆续交出蒙牛总裁等职位。但是,2008年突然而来的三聚氰胺危机,打断了牛根生的退休计划,在危机时刻退出,有临阵逃脱之嫌,而今年,蒙牛顺利找到中粮接手,逐步走出危机。牛根生总算对蒙牛有所交代。此时退出,亦算功德圆满。

  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潮起而来,潮落而去。归去是“老去英雄”无法避免的人生宿命。但是,归去之后,是风和日丽,还是血雨腥风,是携誉而归,还是留下骂名,是留下一片基业,还是留下一片废墟,则大有不同。如何在年华老去时适时退出,留下完美的背影,是很多已到“归时”的企业家所关注的话题。

  待价而沽 适时卖出

  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追求百年老店,渴望基业常青,似乎成为一种惯性。不过,并非所有企业家都追求百年的事业。

  事实上,企业是一种流动的资源。正如人一样,此起彼伏,本是常事。就是世界最顶尖的企业,也是时常消长,曾经的第一商业帝国东印度公司何在?辉煌湮灭,必然有新的强者诞生。纵使企业消亡,只要企业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一样可以死而不僵,亡而不散。

  而对于个人来说,亦需要多重社会角色,多种人生追求。很多企业家到了一定程度,不再想做企业了,或者希望尝试新的社会角色,或者希望能够逍遥余生,这个时候,退出尤其需要从容。

  在这类老而思退的企业家中,张大中的退出,最为完美。其策略可以总结为:待价而沽,适时出手。

  2007年底,大中首次透露卖出之意。当时,张大中即将满60岁,不想再继续操持企业,而其独子则对经营企业几乎无兴趣。

  而在出卖之前,大中还实行了一种类似于“以打促谈”的策略,2007年国庆,大中强势出击,其国庆黄金周的销售额,比国美与苏宁的总和还多出10%,而在 “十一”当天,大中公司就卖出3.5亿元的惊人业绩。

  大中的强势,使国美与苏宁都欲尽快将其收归囊中。由此,也拉开了两大巨头之间的竞价,两家都与大中进行多轮秘密谈判,价码一抬再抬。而最后,急于扩张的国美,更是在一次谈判之后的48小时内,答应了大中电器的全部要求,在苏宁30亿元成交价基础上加价20%。最后,张大中坐收36亿元,完美转身。

  巧的是,在大中卖出之后,正好股市从高峰跌至谷底,如果再迟卖半年,也许无论是苏宁还是国美,都不见得愿意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更绝的是,2008年11月,黄光裕被警方带走调查,而国美正好是在黄光裕被刑拘前半个月付清收购大中的全部款项。

  相比张大中,同样超脱的朱新礼,则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可口可乐愿意出24亿美元巨资,却正好碰上金融危机,这时候的民族情绪高涨,相关部门为了附和这种情绪,否决了其并购方案。可谓一大遗憾。上月,根据汇源果汁2009年半年报,其净利润较2008年同期降幅达81.83%。

  能够在“收山”之前,将企业卖一个好价钱,不仅是对自己奋斗的肯定,亦是未来人生新起点的资本。能够待价而沽,适时出手,最需要的是洞察时世的能力。朱新礼欲卖而不得,恰恰就是忽视了危机之下的盲目民族主义,虽然这种情绪并非合理,但是却有现实的威力,明智者不可不避。

  分家立业 各安其分

  在华人世界,很多企业家,将企业当作家业一样经营,而一旦家业大到一定程度,则分家在所难免,在第一代企业家与第二代企业家之间,出现了一种分散的权力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出现,根源于华人世界的家族传统与人情关系。

  俗话说,女大留成仇,事实上,企业内部的强人,亦如待嫁之女,如果无法提供合适的舞台,企业内部强人无出头之日,往往选择出走,最后甚至成为企业的对头。

  鉴于此,很多华人企业领袖,其退休之日,就是分家之时。而最典型的,是大陆的联想和台湾的宏。

  虽然柳传志今年复出,但是,其当年第一次退休时候的分家模式,则颇令人称道。

  在90年代中期之后,柳传志开始寻找企业内部接班人,一开始,柳传志曾考虑由杨元庆单独接班,但是后来发现,郭为身上的某些优点,正好弥补杨元庆的缺点,手心手背都是肉,舍弃任何一个,都是对另外一个的伤害。最后,柳传志决定让他们同时接班,由此,柳传志在2000年5月将联想分拆为联想电脑和神州数码,杨元庆负责联想电脑,郭为执掌神州数码。

  而在台湾,泛宏系统的崛起,亦自施振荣的退休开始。在宏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几大业务模块,同时,也形成了几大核心人物。施振荣在实现其60岁退休计划时,也面临着选择的困惑与艰难。几大干将各有专长,同时亦都不甘人下,实行通用式的接班模式,也许会导致另外的人出走。最后,施振荣也是通过拆分宏,实现了各自接班。2004年,富有开创性李焜耀成为明基董事长,明基开始其单飞之旅;行事稳健的王振堂则成为新宏的董事长,接替施振荣;而热衷研发与制造的林宪铭则成为纬创董事长。三人各自接班,各得其所。

  在退休时就分好家,其优点是可以为心腹大将找到出路,兼顾人情,亦避免了企业在自己身后内耗。更不会使自己的心腹爱将因为找不到舞台,冒险自立门户,甚至成为对手,伊利的郑俊怀与蒙牛的牛根生从师徒到对手的蜕变,即是前车之鉴。

  不恋权位,激流勇退

  前不久,进入名人堂的篮球之神乔丹私下对其友人表示,很后悔第二次在奇才队的复出,曾经创造了无数传奇的乔丹无法在那里复制新的传奇,甚至,奇才的经历成为乔丹历史中唯一的失败。而很多人也认为,在1998年获得第六次冠军的颠峰期彻底退役,也许将使乔丹的职业生涯更为完美。

  伟大如乔丹者,也有不自知的时候,而对于荣耀、权位的贪恋,更使很多企业家幻想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仍然霸占着历史。全然不知天命已变。

  无独有偶。远在东方的倪润峰,也在复出后黯淡收场。本来,倪润峰在第一次退休的时候,可谓功德圆满。在他的手中,长虹从偏居一隅,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彩电巨头,倪润峰也因此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教父级人物,其本人更曾是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下半年,倪润峰一度因为健康原因去职,当时的少壮派赵勇接班。

  2001年2月,因为感觉赵勇与自己的路线有异,倪润峰决定复职,而在其复出到2004年最终被免职的三年时间内,倪润峰明显是英雄迟暮。其间,长虹被APEX诈骗44.47亿元,而在2003年,长虹竟然巨亏36亿元,同时,在发展战略上,倪润峰主导下的长虹,亦开始迷失方向。一场复出,险些毁了倪润峰一世英名。

  在达到颠峰与开始衰落之间引退,是一切领袖明智的选择。

  很多明进退的企业家,也大多从日照中天的“极点”到开始衰落的“拐点”之间退出。在这个时期,企业尽管在继续成长,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已经显现微势。典型的案例是格鲁夫从英特尔公司CEO退职,以及比尔·盖茨从微软CEO退职。当时这两家著名企业依然是市场之王,但市场竞争力已经势微,正是在此背景下,两位曾经顶级的企业家理性让贤,企业获得新的发展。

  而在大陆,恐怕最被人怀念的企业家,莫过于前科龙的掌门人潘宁了。1999年,潘宁在科龙的鼎盛时期退位,后来科龙逐步衰落,乃至最后竟然走向被并购的命运。其后的几任总裁,均被视为科龙的罪人,独有潘宁得以保全声誉。潘宁在颠峰时期的退出,可谓明智。留下的是功业,带走的是怀念,而不是相反。

  戴高乐滚进博物馆去!

  曾经的一代英雄,垂暮之年的戴高乐,在晚年却被民众要求退出历史舞台。

  很多曾经的企业领袖,也面临着这种宿命。

  退出角斗场,走进博物馆,也许是老去的企业领袖最明智的归宿。把荣耀留给过去,把机会留给未来。

  舍得之道,去利留名

  人生舍得道,乾坤珍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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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在广为流传的舍得酒的广告语中,我们洞察到智者的人生选择。

  10月6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席其母校武汉四中110年校庆时,有人计算袁隆平的身价,称其为“身家1000万”的科学家。而袁隆平则当场回应称, 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通过科学技术造福万众的袁隆平,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更成为一种公众英雄,他的价值,绝非仅仅以财富可以衡量。

  同样,当企业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时,此时的企业家,就不仅是企业家,而是进化为一种类似社会英雄的角色。他们的自身价值,亦远远超过了财富本身。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企业家则更是一种类似英雄与先知的角色,而绝非仅仅是商人。

  妄图鱼肉和熊掌兼得,却反容易在退出时出问题。今年9月,前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病重缺席受贿案庭审,勾起了人们对那些晚节不保的企业家的回忆。

  作为创业者,李经纬18年打造出一个著名品牌,其鼎盛时期,健力宝贡献的利税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5%。李经纬的业绩,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他先后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劳动模范、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但是,李经纬却并不满足,他不仅需要名誉,也希望能够有“实惠”,做到名利兼得,于是琢磨着搞产权改革,甚至为此进行一些违规操作,终于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在李经纬的身后,还有一长串的名单,褚时健、赵新先、郑俊怀??前期风光半生,晚期却因为无法舍弃利益,导致身处险地。可谓不智。

  张瑞敏与倪润峰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们的MBO都基本失败,倪润峰已经退隐,而张瑞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估计也难有经济上的特殊回报。

  不过,上帝关上了一扇窗,必然打开另外一扇窗。在精神领域,张瑞敏与倪润峰极尽尊荣。张瑞敏和倪润峰都曾先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几乎是国内企业家能够达到的个人地位与荣誉的顶峰。而中国官方拍摄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其主角凌敏原型即为张瑞敏。

  作为老一代企业家,他们身上,充满一种理性主义精神。都曾以“产业报国”,“创造民族品牌”作为自己的使命, 从个人角度而讲,他们也从来没有太在乎过物质报酬,使企业更强大,也许才是他们最看中的荣耀。舍“利”而留“义”,往往是那些体制内的企业家最明智的选择。虽无足够物质报酬,但是,定格为时代英雄,何尝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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