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宋向前
华尔街的投行一个接一个倒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投资银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投行的客户是谁?投行应当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把这个问题抛给投行人士,十个中有九个会告诉你,我们的客户是那些有融资需求的企业。答案正确,但并不全面。说它正确,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资本仍然是最稀缺同时也是最昂贵的商品。几乎每一家企业在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都会面临资本不足的问题,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为它设计最佳的融资方式与融资路径,这恰是投行发挥作用的核心所在。这类企业,我们称为“融资需求型企业”。
说它不全面,是因为目前的中国还存在更大量的另类企业:它们通过产品经营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甚至有了相当的资本剩余。受市场容量和规模所限,当资本报酬率显著降低,投入产出边际递减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拿手中的剩余资源去做些什么,又如何去做。这类企业,我们称为“资本溢出型企业”。
在中国,这两类企业同时存在并不断相互转化。一家资本溢出的企业,一旦发现了好的整合目标,开始从单纯的产品经营转向产业整合,在自身剩余资源不足以支撑企业扩张的情况下,随时可能转变为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能够成功进行产业整合的企业,又会通过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产生新的剩余资源,重新变回一家资本溢出的企业。
知道了投行的客户,也知道他们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服务需求,可投行并不一定知道自己应当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华尔街传统认为,金融服务的核心集中于三大方面:制造、销售和持有金融产品。投资银行负责制造和销售,而商业银行专于制造和持有。
说法正确,但仍不全面,甚至操作起来很危险。之所以说它危险,是因为当金融产品的销售开始从批发逐渐向零售转移时,投行相对于商业银行的销售优势就几乎荡然无存。它并不比商业银行拥有更多的销售渠道,或者说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经营模式注定了它比投行拥有更多的零售渠道优势。因此,投行开始向金融产品的持有转移,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采用高杠杆的方式负债持有那些高收益同时也是高风险的,甚至可能是由自己亲手设计出的金融衍生品。最终,它们倒在了金融产品的持有上。
之所以说它不全面,是因为华尔街太多关注了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发行,而不是为什么要设计和发行这些金融产品。我们设计和发行的所有金融产品,都应当是为企业服务的。甚至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为企业设计不同的金融解决方案。中国投资银行的任务,就是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配合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解决方案。
全面的金融解决方案,不仅体现在金融产品的制造上,还包括如商业策略选择、财务会计规范、内控体系完善、激励制度建设、兼并收购规划与实施、私募股权融资、中介机构协调、上市准备与安排、上市后市值管理等在内的其他金融服务。只有在深刻阅读企业价值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相应的金融产品。也只有通过全面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才更容易实现金融产品的销售。
客观地说,投行与客户终归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也一定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投行与企业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投行不仅是企业的服务者,它同时又是企业的股东之一。它与企业不仅是简单的合同关系,更是荣辱与共的共生关系。
华尔街的危机再次提醒我们,中国的投资银行,如果仅仅把客户当作赚钱的工具,那么它自己离崩溃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