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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1993年创办长城所，十多年来，先后主持500多企业咨询项目与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已成为国内咨询业的知名品牌。王德禄现任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科技发展顾问组组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咨询协会理事、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等。曾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科技人才组专题组副组长。
最近郎咸平教授又抛出惊人之语——“中国高科技将重蹈玩具产业覆辙”，加上他在2006年出版的《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一书提出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观点，颇能产生一些连锁反应。但是，郎咸平的这一系列解读，是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严重误读下得出的错误判断。
中国高技术产业和科技发展中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问题，其核心是市场经济下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怎么发挥市场的力量。郎咸平自己说“我只关注于做企业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体制范围。”可以说，如果对中国政府体制不了解，对高技术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批判便无从说起。依郎咸平的说法，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观点也只能是舍本逐末，难得要领了。
高科技产业需要科幻
郎教授说中国高科技是一个“幻象”。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不仅不是幻想，而且下一步的发展恰恰应该更加“科幻”：产生更伟大的创意、创新的产品、颠覆性的商业模式。
科幻的核心是想象力。人类的思想能力源于生命的沉思。无论是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柏拉图，他们的想象力都缘于对宇宙和生活的感悟。因为有想象力，我们才能发明创造，发现新的事物定理。爱因斯坦之所能发现相对论,就是因为他能经常保持童真的想象力。牛顿能从苹果落地，而联想到万有引力是因为突发的想象力。想象力的魅力在于他可以实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构想，而一旦这个构想实现，就将会是一项创意和创新。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高科技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也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将幻想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变成现实，科技的发展和商业的进步需要依仗的正是对未来的前瞻性和想象力。
创意要把握三个原则。首先要悟性。深思熟虑、多方面考虑问题、多次实践。“悟”是中国独特的语言，西方没有任何语言能解释的词汇，成功的企业家可以利用这一禀赋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第二个是帕累托原则。企业中关键20%产品挣80%的钱。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变化太多，20％还不够，新经济出现，帕累托原则被平方了，要抓住20％的20％，也就是4%，这4%是最关键的环节，而抓住最关键的环节才能产生创新；第三个原则是知识管理原则。交流、共享、积累是知识管理基本的东西。在新经济时代，要在干中学、终生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万个朋友，只有见多识广，才能真正发展好的创意。
创新，怎么都行。人类进入了21世纪似乎最大的创新体现在为商业模式的创新，硅谷凭借着不断产生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引领着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崛起的标志是出现若干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所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意、创业、创新活力，在中国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中展示无遗。一些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对传统的价值创造网络进生创造性的破坏，通过与其它企业构建商业性、非商业性的合作关系，构造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创造网络，成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典范。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恰恰是创意，从方法论上来讲就是“怎么都行”，只有用怎么都行这样的观点才能让智慧真正得到解放，产生更多引领世界的高科技企业，这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必由之路。
郎教授看来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只有“幻觉”。
中国高科技产业应该倡导“中餐馆精神”
“中国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中餐馆的创新更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工序的些许改进就会产生新的菜品，让四海的食客们趋之若鹜。同时，中餐馆也是最具有创业精神，依靠客户生存的一类群体。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恰恰需要学习中餐馆的“真经”，发挥主动性，解放思想，提升创新能力，掌握创新发展的主导权，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从1983年赵紫阳、胡耀邦倡导迎接新技术革命浪潮开始，以高新区和孵化器的产生为代表，中国出现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次高科技创业浪潮，这个创业浪潮以联想、方正等企业的创建为代表，虽然未产生微软规模的大企业，但是全民创业的冲动和浪潮规模甚至超过了硅谷。中国科技产业的逐步崛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确实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背后的根源是政府管得太多，且不到位。科技创业者打破了政策的重重束缚，自发推动成立了中关村，我相信更多的创新企业和区域必将在适度宽松的政策下发展起来。
郎教授所喻之“中餐馆精神”亦属不伦不类，有些文不对题，逻辑混乱，难道微软是最“西餐馆精神”支撑的！
中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玩具产业
“产业链分工的错误铸成了我们玩具产业的低利率。如果说不清这个事实而转型去做芯片，还是做‘1’，那么明天的芯片就是今天的玩具。”
在最近郎咸平发表的“中国高科技将重蹈玩具产业覆辙”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的企业如果进行产业升级，做高新技术，如做芯片，就一定会使芯片成为价值链低端的产业。
在这篇文章中，郎教授的一系列观点让人摸不到头脑，他认为金融危机使中国的企业家不再投资楼市和股市，而是投入高端奢侈品，我看了半天，我才知道，他把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拟人化，当作一个个人，非此即彼。这个观点就让我觉得十分莫名其妙。在阅读郎咸平的文献中，我感觉郎咸平很多结论很武断，也很绝对，这种思想方法对于分析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郎咸平分析中国经济，这种绝对主义更加有害，因为中国经济是十分多样化的，具有大量低端价值环节、一部分中端价值环节还有若干高端价值环节。
郎咸平认为玩具产业低收益是产业链分工错误导致的，这种判断让我感到在香港书斋里的学者实在不懂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奋斗出来的。玩具业的老板都是只有在低价值环节才能参与进国际分工，他们不是不知道制造玩具是低端环节，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低端制造中以规模优势在创造新的奇迹。另外，从学理上看，产业链是一种客观事实，只分高端低端，而不分正确错误。郎咸平不懂在高技术领域有无限的空间，中国企业在高技术领域会不懈探索新的机会，去争取价值链中端和高端的位置。这是中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崛起的新的起点。
希望郎咸平能参与进中国崛起的过程，参与到高技术企业的创新创业之中。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战略文化
郎咸平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举足不前，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困囿。中国不养高科技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失败是成功之母”、“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外行领导内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可以看出，郎教授对中国的文化有所涉猎，但是和科技结合在一起就显出了逻辑上的错误，且很浮浅。在郎咸平例举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中，除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属于为人处世的中庸思想外，其余的六个观念都具有很强的战略性，而且恰恰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比如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在现代成为中关村的成功理念，也是硅谷的制胜之道，李彦宏在创业之初屡经失败，在三个商业计划书之后才走上了百度成功之路。中外所有的高技术企业几乎全都有“不鸣则以，一鸣惊人”的成功经历，至于“四两拨千斤”更是所有的风投所追求的基本理念。至于“杀鸡不用牛刀”这样的常识不知道有什么好批判的！
中国的崛起和科技的发展有文化作用在里边，我认为这个文化不只是儒家文化，还应该包括另一个层面的文化——我理解为“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在老子、庄子、孙子，以及阴阳家和纵横学派的思想里有深刻的体现，并被传承下来，它立足于整体世界观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在全球分工中做出大的布局和安排，中国的崛起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提倡战略文化。郎教授所要批判的七个文化，大部分是应该在中国崛起中发挥作用的战略文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和与中国人的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全球化对企业的要求就是能够灵活应对变化。中国人的灵活性在近几十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80年代的中关村正是基于硅谷计算机汉化的机会迅速发展起来，留学生引入硅谷新的商业模式创业更是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战略上的整体性和战术上的灵活性是相辅相成，中国人只要能够发挥文化优势，必将在全球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显然，在西方求学，在香港教书的郎教授是学到了“西餐馆精神”的，但是作为在中国教书的学者还是需要到中餐馆和中国的企业中去走一走，找到真实的数据和感觉，否则就只剩下“幻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