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本轮经济危机,中国或将完成产业升级,这必将增加制造业附加值,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必将产生更多的IT外包、研发外包以及产品测试外包
毕业以后进入成都华西医科大学负责信息化的张玮进入软件外包行业完全是误打误撞。
20世纪末,正是互联网最热的时候,依托华西的背景,他和几个伙伴做了一个专业的医疗网站,一度和“三九健康网”齐名,但却依然举步维艰。这时,一个“擦屁股”的工作出现了,张玮的一位朋友在美国的一家企业做CTO,此前一直将一些业务外包给欧洲的企业,这一次却做失败了,情急之下他找到张玮帮忙,没成想,门外汉张玮却由此跨入了软件外包领域。2008年,颠峰集团已经接近900人,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是国内外包企业20强之一。
与几年前的好日子不同,国内的软件外包企业正在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次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已经真实地展现在面前。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张玮看来,好的年景会让人麻痹,而危机当前反而会促使企业更主动地选择变革。自去年经济危机开始,颠峰内部开始了大幅度的内部结构调整。
张玮认为,金融危机是机遇,外国企业必须降低成本,欧美的订单以前不放心发包到中国,只愿发到印度,现在迫于压力,它们会选择中国这个低成本的地方。在他看来,印度企业获得机遇缘于解决了欧美的千年虫问题,中国企业的机遇在于新的制造业转移和中国的智力储备。
一是由于中国消费的崛起,按照就近消费市场的原则,更多跨国公司会把高端制造业放到中国;二是由于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企业会把部分放在印度的软件外包及服务转包给中国;三是中国软件服务与外包的内需市场正在崛起。
张玮认为随着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必然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他预测,经过本轮经济危机,中国或将完成产业升级,这必将增加制造业附加值,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必将产生更多的IT外包、研发外包以及产品测试外包。
目前,颠峰软件可以为客户提供软件开发、数字媒体、业务流程外包这三类服务。具体到操作层面也有别于传统的外包企业,颠峰会根据客户的需求,组织专业力量,为客户搭建专有团队跟踪,并完成整个服务。“IBM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希望从组织架构到整个公司的思维上向它们看齐。”张玮说。
面对东软、文思创新这些传统的大佬,不足千人的颠峰软件依然显得弱小,接单依然是第一任务。“如果你要成就一番事业,你必须有意识地为未来做准备。”张玮说。他很羡慕印度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TATA,在他看来,其最大的价值就是其公司拥有的超过3000名的各个垂直行业的专业咨询师。
“它们人均一年产生的价值超过8万美元,而颠峰现在的人均产出是8万人民币。这就是差距。但我们迟早会赶上的,因为我们背靠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张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