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以建立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解决失衡问题入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抽文：在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问题和老问题时，决不能有一蹴而就、弄断脊骨治驼背式的企望心理，要有效把握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政策制定的重点要更多向不平衡方面倾斜。
综合平衡，是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一般要求，也是调控、指导经济工作的理想状态。从毛泽东同志当年的《论十大关系》，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无不是在综合平衡方面上用力。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更是闪烁着综合平衡的智慧和理念。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显示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这为我们应对危机、保证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着力的方向和策略。
危机凸显失衡
经济发展与其他事物一样，没有绝对的平衡，静止的平衡也不可取。动态的、发展的事物总是在平衡——不平衡——平衡这种循环往复的状态下向更高一级发展。不断地解决不平衡问题，动态地调控平衡——失衡的发展状态，也是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9.8%的连续年增长，特别是2003年至2007年，又连续5年保持了10%至13%的高位增长，令世界瞩目。高速行进中的列车，总是在失重的情况下运行，当列车减速甚至刹车时，猝然不防的乘客会有强烈的失重感。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多年来较快发展的世界经济来说，也与这种“减速”和“刹车”类似。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到我国，使我国经济发展隐现的一些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或正在解决的一些问题，提前或者明显地凸现出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失衡”。“失衡”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内需和外需失衡。从理论上讲，一般国家出口占GDP的10%就意味着对外部市场产生依附，占30%就意味着绝对依赖。2008年，我国出口总额占GDP的33%。因此，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减少，外贸告急，部分依赖外向型经济为生的企业停产、倒闭、惨淡经营，导致工人失业、相当一部分人收入减少、农民工回流、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税收增长缓慢、财政收入锐减等一系列问题。
经济结构失衡。计划经济有投资的盲目性，市场经济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盲目性。由于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级阶段，重复建设、经济结构不合理等计划经济的弊端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初生的市场又没有经过经济危机的多次调整，相对免疫力较差，“看不见的手”调控的市场也累积了一些失衡的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三产机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有的行业生产过剩，有的供应不足；资源、原材料、电力、交通形成季节性瓶颈，企业创新能力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等等。当经济繁荣时，这些弊端显现还不明显，遇到金融危机的“急刹车”，“失重感”就会警告一些行业、产业，再不调整生存就会变得困难，当前钢铁行业、有色板块等就属这种情况。
城乡经济失衡。乡村发展一直是我们的“短腿”，这有政策上的主观原因，更有国情决定的客观原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城乡统筹”，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主要决策。金融危机使得正在逐步解决的这个长期性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当城市建设、城市房地产发展、沿海加工贸易业集聚、大型项目建设为主力带动的经济快速发展遇到阻力后，我们回过头来寄希望于农村，发现农村需要投入，但欠账太多，需要投入的地方太多，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扩大内需需要农民增加消费，农民却没有那么多钱，又没有那么多吸引农民消费的适销对路产品。短期内，靠内需，特别是扩大农民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困难很大。
社会分配失衡。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还体现在分配领域，需要有合理、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做保障。我们的现状是：在投资、积累、消费的关系上，积累、投资明显偏多、偏重，消费偏少、偏轻；在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上，国民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经济的增长幅度和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管理阶层与一线劳动者之间、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额过大，并且还在逐步扩大。不仅一次分配如此，二次分配弥补一次分配鸿沟的作用发挥得也不尽如人意，城镇的低收入群体、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社会保障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空白；社会救助还有不少盲点。这种失衡状况严重影响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推行，也使迫切需要理顺的以粮食为主的日用消费品价格难以与国际市场接轨，进而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储蓄与消费失衡。高消费、超前消费、低储蓄是现在美国的难题，而消费不足、高储值却是我们的难题。当然，从人均的角度看，我国的储蓄率并不多，但从总量看确实已经很多。储蓄不能流向投资和消费领域，就不能创造资本的最大效益，就不能繁荣国内消费市场，进而不能保证经济具有长久活力。现有的投资成份中，基本建设的投资偏重，民间投资比例偏低，影响投资对经济长久发展的拉动作用。分析其原因，有国民文化传统的习惯使然，有收入分配不公、不均的政策因素，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社会因素，还有重国营、轻民营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当金融危机冲击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鼓励创业、活跃中小企业、带动更多人就业的迫切要求时，这种失衡就成为难以逾越的制约条件。
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失衡。过去，国人一直感觉地大物博，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发现地大物不一定博。一方面，许多重要能源、资源的自给率很低，对外依存度很高；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走的还是资源消耗型的发展路径，许多衡量消耗的指标很高。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虽然一直在重视、强调，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快速发展的经济对环境破坏还是很严重，碳排放总量已跃居世界首位。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更为重视节能减排，更为重视以新能源、新材料为方向的环保产业发展，这对参与全球化的我国来说，解决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的问题轻视不得、拖延不得。发达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子，靠不公平贸易掠夺别国资源的路子，我们学不得、学不来，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路子。
“统筹兼顾”是发展王道
以上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有些是旧有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有些是转型期间不可避免所产生的，有些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带来的，也有些是市场竞争机制需要周期性自我调节造成的。总之，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后退、复归旧体制的、没有前途的错误选择；一种是前进、深化改革、有光明前景的正确选择。无疑，我们应当选择后一种思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改革新阶段产生、凸显的矛盾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处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以建立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解决失衡问题入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应当清醒地看到，形成这些不平衡的原因很多，有些甚至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建立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重道远，即使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许多猝不及防的问题。这就要求在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问题和老问题时，决不能有一蹴而就、弄断脊骨治驼背式的企望心理，要有全局的、长远的思路和眼光，更多采用渐进、兼顾的方式，“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都要动用，对症下药，有效把握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针对现阶段的失衡问题，政策制定的重点要更多向不平衡方面倾斜。
渐进与兼顾主要是为了避免为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用药过猛、用药不当，顾此失彼，短期虽见效、潜伏下新的失衡代替了眼下的失衡，给长期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完善和改进外贸补贴政策。在大力扩大内需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外向型经济当下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税收、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位置，继续完善和改进外贸补贴政策，以稳住外需、拓展外贸，不可紧急收缩，采取休克式的、逐步淘汰的做法。
促进产业升级，兼顾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尽快拉动内需增长，要着眼于促进产业升级，兼顾产业结构调整。增大生产性投资的份额，加大科技创新、新产品开发研制、产品更新换代、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培养和熟练工人培训的力度，以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还要注意以国家投资拉动社会投资，扩大社会多元投资的规模、范围、份量。立足长远，着眼将来，优化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严防新的重复建设，避免高能、高砂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以及劣质产业生产线的借势还魂。
从以城带乡、城乡互补、城乡共同发展角度寻找政策的着力点。在推进城乡统筹、以更大的倾斜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中心城市功能建设。强农惠农政策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支农资金的投向更多体现授之以渔。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多投入、花大钱，以期拉动全局经济更为明显。特别注意要正视城乡差距的现实，明确“城乡一体”不是一朝一夕完成，任何“大跃进”式的做法和想法只会适得其反，把“一体”的方向视为现阶段的“同水平”是不现实的。
调节社会分配结构，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当前在强调公平、兼顾效率，调节社会分配结构，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时，要扩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蛋糕，财富分配更多地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也不要不恰当地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正视我们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家要保证一定的、适当比例的经济实力，以加强基础建设，调控经济运行。“国富民穷”不可取，“国穷”也很难保证“民富”，特别是我们这个农民占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大国，尤为如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更多地采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手段，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惩戒方式，更不能助燃“均贫富”的社会仇富过激心理。舆论氛围和经济调控手段还是要鼓励创业致富，倡导劳动致富光荣的风气。
谨慎地把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度”与“量”，密切关注选择“时”与“机”。实施积极审慎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十分谨慎地把握“度”与“量”，密切关注选择“时”与“机”。扩大流动性，也要注意防范隐性金融风险；防滞胀，也要警惕通货膨胀；分流高储蓄要考虑储藏的结构因素；实行赤字财政要考虑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接受美国金融衍生品过多、过滥、疏于监管的教训，要正视我国金融创新不足，金融衍生品偏少，社会投资渠道不畅的现实。
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要强化从监管到惩处，从行政手段到经济手段等刚性要求和措施，也要考虑我国正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兼顾资源、环境的“负重”起飞，是过去各国工业化进程没有的先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经济体在做一件“马儿跑，不吃草”的开创性工作。因此，在标准、方式、力度上既要积极，也要适度，还要放眼世界，前瞻未来，密切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准备应对国际“碳排放”、“碳交易”的讨价还价，参与引领世界产业革命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科技创新，争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
科学发展是全面、可持续的发展，综合平衡是兼顾、统筹的平衡。我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暴露出的一些失衡问题，是坏事也是好事，是挑战也是机遇。各国携手共克时艰，国内万众一心应对危机，是解决问题的大好时机和环境，只要我们应对得当、调控有效，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就会更为健康，又好又快的发展路子就会越走越宽广。
谢德新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副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