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文：逐步改变如今这种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6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些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审视的？这无疑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其内部形成了“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一轮经济萧条发生以来，“Chimerica”现象成为当今世界上议论的一个热点。但在我国，这个说法同所谓“G2”说一样似乎主要被视为中国地位提高的标志，于是讨论集中于我们为此应该牛气起来摆出经济强国的姿态呢？还是冷静地看到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这种“抬举”所迷惑甚至“捧杀”？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回过头来看中国。无论是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来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和地区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