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春秋经济改革第一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公元前685至前645年,担任齐国相国达四十年,有“中华第一相”的美誉。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更是卓越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可谓春秋经济改革第一人。

  正是由于他励行改革,实施了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一体之治”,才使齐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从而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映管仲思想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行政百科全书——《管子》,洋洋近二十万言、二十三卷、八十六章,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阐述经济改革问题的。这不仅在同时代的先秦诸子百家中绝无仅有,而且就是包括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我国古代诸多思想家在内,也称得上是特立独行、卓绝千古。

  因时变革,是齐文化的重要特色;先秦时期的齐国,是中国古代变革开放思想的摇篮之一。追寻并重新审视祖先的改革业绩,学习借鉴祖先的改革理念和思维方式,必将对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产业发展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

  所谓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就是不仅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这个“本”业,而且积极发展“末”业——工商业。

  为了促进当时齐国的农业生产,管仲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均地分力、与民分货”;禁止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其中,最重要、最有齐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是均地分力、与民分货。所谓“均地分力”,即把公田的土地,经折算分配给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这种经营方式,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所谓“与之分货”,就是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按一定比例分别获得土地收益,变劳役地租为分成制实物地租。这一政策,实质上是改变了奴隶占有制和领主占有制的井田制,代之而来的是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在当时,无疑是划时代的重大改革,也开启了后世土地承包制的先河。

  管仲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而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他重视市场建设,设置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用宏观调控手段——“轻重之术”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商业政策是“官山海”——推行国家盐铁专卖制度。因为盐、铁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军事战略物资,用量极大。因此管仲认为,由国家管理、垄断盐铁资源,无疑是富国的有效途径。在食盐方面,首先齐国政府明确其属于国有;然后在食盐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每年冬季十月到次年正月的农闲季节)、特定地域(北海即今渤海湾沿岸)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包括国内的计口配盐、用盐对外贸易)。在铁方面,还是首先明确铁矿资源国有;然后实行官督民营,“三七”分成制。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性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最后在销售上,政府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其价格。齐国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是后世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的源头,影响中国达两千六百多年之久。

  财税管理上:相地衰征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农业税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所谓 “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管子?大匡》记载,当时的齐国政府规定每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

  对国家赋税,管仲认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隐形税。就是说,政府最好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而且还主动交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管仲寓税于价,通过适当提高盐的价格来保证国家税收。

  金融流通方面:运用轻重之术加强强宏观调控

  “轻重”主要指物价高低。低为轻,高为重。“轻重之术”是国家操纵或利用物价高低而进行的理财方法,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调控和干预,达到治国安民之目的。管仲的轻重之术,包括价格论、货币论、商品轻重关系论。

  价格论。管仲认为商品价格的高低,决定于市场上这种商品数量的多少和供求关系,即“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管子?国蓄》)他还认为,固定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从而促进商品流通。

  货币论。管仲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执政者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从而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控。《管子?国蓄》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商品轻重关系论。从一种商品来看,管仲认为其轻重取决于该商品量的多与寡、积与散,集中于国家或流布于民间,以及流通的塞与通等多种因素。从不同商品来看,管仲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三者关系中的轻重规律是:“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管子?山至数》)《管子?乘马数》说:“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管仲运用轻重之术的成功案例集中在《管子?轻重》诸篇,现举其中一例。有一年,齐国西部因涝灾发生饥荒,粮食短缺,粮价上涨,达每釜百钱;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每釜仅十钱。管仲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并要求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这样,东部齐民要交三釜,而西部齐民只交三分之一釜,东部的粮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齐国政府手里。然后,齐国政府将收上来的粮食平价散售于齐西之民。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使“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对外贸易方面:政策优惠服务热情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管仲对外贸十分重视。他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管子?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他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还大力招商引资,吸引外商;甚至进行贸易战,征服敌国。

 管仲:春秋经济改革第一人

  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作足了文章,极具特色。当时的齐国政府不重复征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同。”;轻税,“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政府只对外商的商品进行登记,以加强管理,根本不收税。

  管仲不仅在税收方面让利于外商,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给外商提供全面、系统的热情服务。当时的齐国为外商修道路,建驿站,建立了完备的服务制度,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外商的吃、穿、住、行,外商来到齐国,享受的是全方位、一条龙的服务。而且,对外商的服务有制度保证,凡是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管仲还注意将外商的贸易量与服务的档次联系起来,建立激励外商的制度。《管子?轻重乙》言:“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齐国政府明文规定,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这些规定详细具体,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管仲在对外贸易中还善于通过经济战,达到不战而胜敌国的目的。《轻重甲》说:“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即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各种条件上作战这五个经济方面的战斗。《管子?轻重》中讲了许多“经济战”的例子,特别是用纺织品贸易战降服鲁、梁十分精彩。《管子?轻重戊》载,鲁梁之民俗为绨,为鼓励其织绨,齐国大量以绨为原料做衣服,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结果绨价大涨,鲁、梁之民纷纷弃农织绨,齐国则大力发展农业。过了一年多,鲁、梁之民全部转向产绨时,齐国当机立断,齐桓公带领百姓不再穿绨做的衣服,既不用鲁、梁之绨,也不卖给其五谷,且闭关不与之通使。齐国内实行粮食大减价,鲁、梁之民在短期内生产不出粮食,无谷可食,只好大量投奔齐国,鲁、梁的国君也都请求归顺齐国。

  拉动消费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

  管仲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节俭对正常时期国家财政十分重要,但“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当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管子?侈靡》)的目的。因而,管仲的侈靡论实际上是一种扩大消费促进生产的理论。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需要强调的是,管仲的侈靡消费思想不是指奢侈浪费。他号召“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并不主张普通百姓奢侈;他主张节制消费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而侈靡消费主张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刺激社会生产而提出的,节俭是常态、奢侈是权宜之计。

  总之,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体系完备,内容博大精深,处处闪耀着齐文化务实、民本、创新的光辉,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

  (作者单位: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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