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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思璟 浙江温岭、上海报道
每年的10月13日总有一首歌被传唱，在这首歌中，“接班人”这一命题被赋予了一个又一个少年时代。
对于浙江省温岭市中马集团的创始人吴良行来说，“接班人”问题也一直搅得他思虑重重。稍早之前，吴良行选择了女婿担任集团总经理，原因是认为儿子吴江“不够定性”。但在此后几年中，儿子吴江“被培养起来了”，吴良行又让女婿外出创业，让近40岁的儿子重新“接班”。
这是发生在民营经济重镇浙江台州典型的“富二代培养、甄选”历程。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是，富不过三代，历经了几千年的魔咒被反复验证。又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如今又真切困扰着近30年来造就的这一伟大财富变迁。
数据或许可以为这一时代命题提供新注脚：浙江省温岭市一份关于富二代接班问题调研显示，当地86.5%的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交班”，今后3-10年内将出现“交班”的高峰，这些企业占温岭企业总数的79.6%。
对于正在接班的富二代吴江来说，他6岁的“富三代”女儿，已经让他颇费思虑：“我正在观察女儿的兴趣，不一定要求她往哪个方向发展。唱歌跳舞都行，但最好不要往演艺圈发展，做对话节目的主持人倒是不错。”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财富阶层的这一遗传学令人着迷。
如果再考察这些民营第一代财富创业者所从事的事业，如今也已成为中国制造金字塔体系最敦厚塔基，更面临自身开创事业的转型升级换代之选择。
这是过去三十年关于财富传说的新症候：作为一个阶层的崛起，代际转移或更迭，总是伴随着第一代创业者的雄心代代消减或者转化，这一过程也让当下中国如何消解财富魔咒显得越发意味深长。
“卖不了”和“不让卖”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被打上“富二代”标签的胡晓平曾面临一个天人交战的选择。“我家里的厂子，有人曾想盘下来的，爸妈觉得价格不适宜，非要我回家接班。”胡这样告诉记者他所面临的抉择。
是时，胡晓平在读大学时创业的PDA省级代理，一年已有300多万的营业额了。
胡自问：何必回家？但我又是个孝顺的人。最后胡晓平还是选择了这个名叫温岭市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接班。
财富如果不交给家族里的下一代，民企可以选择的无非是这样两条路：将企业出让给“外人”、寻找职业经理人。
接班、出让、寻找职业经理人，这已经成为民营接班人三选一的必答题。
“很多企业对外出让，能卖的只有土地和设备，企业价值完全得不到评估。”温岭团市委副书记张正卫告诉记者。张正卫所在的温岭团市委对富二代接班问题调研了一年左右。
在“富二代”们看来：“卖当然卖得出去。但是上一代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一下子把它卖了肯定不舍得。”
一个现实状态是，作为浙江省综合实力“五小龙”之一的温岭市，制鞋业、水泵业产业链规模在全国数一数二，但这些企业，多数规模在年产值500万-1000万之间，利润也不过70万-80万元。
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体境况其结果是，“小企业对外出让，能卖的只有土地和设备，企业价值完全得不到评估。”温岭团市委副书记张正卫对记者感慨。
一边是“小企业出让难”，另一边则是“大企业不让卖”。张正卫对记者坦承，“在这边，大一点的企业想卖也卖不掉”，因为“政府不愿意”。
在浙江省，不少上规模的民营企业，都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互相进行了贷款担保。在这种“联保”模式下，有助于应对当下对民企的融资难问题，但是其风险也不容忽视：一家企业出问题，至少波及四五家企业。
“像飞跃，政府就极力挽救，不让卖给外人，一旦卖给外人，1000多人可能都要失业。”台州当地人士这样解释。
“前不久，温岭泽国镇有个企业也出了经营问题，我们也极力帮忙，以免波及和它联保的企业，或者影响就业。”张正卫告诉记者，正是出于以上两个考虑，在民企因各种问题面临“出让”时，地方政府仍要考虑“区域经济的全局（安全）”，尽量不让“外人染指”。因而在当地，民营企业想要出售并不容易。
不能出售，那就是选择职业经理人了，但这个市场的缺失，则更加凸显了民营企业“接班困境”。采访中，从政府人士、数位本不想“接班”的年轻富二代、到中马集团总裁吴江这样的“上一代”富二代，对此均深有体会。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我们从外面请一个人回来打理企业，他做得不好，去下一家还可以接着干，也没有诚信档案之类的制度可以约束他们”。这是当地民营企业创始人的一个感观。
被父亲培养起来，40岁才得以接班的吴江的另一番话语也道出了中国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尴尬：“中国多数所谓‘经理人’自己还没实现小康，很难要求他们对企业很有责任。”吴江对记者感慨。
“接班”时节
出让不行，职业经理人也不行，那问题转了一圈，回到这个千年流传的谶语上：“富不过三代”，这一家族企业的成长魔咒。
全国工商联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有300多万家私营企业，其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然而，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到第二代，能够成功地传承至第三代的仅占10%～15%。
“温岭和浙江很多地方一样，基本上是民营经济。”张正卫表示，因为民企对当地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几年前，当地政府就开始关注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
2008年，温岭团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就当地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做了一组分析。
在随机调查的企业中，家庭企业主的年龄在35-55岁的占92%，平均每隔5岁一个层次各占总数的20%左右。
调查显示，86.5%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代际传承”，企业将在今后3-10年内，出现“权力传承”的高峰，这些面临“交班”的企业占总数的79.6%。
现在，当地企业普遍没有意识到继任计划的重要性，仅有6.7%的企业具有较正式的书面形式的继任计划，并且62.3%的企业主认为自己年龄太轻，没有制定计划的必要。
温岭团市委就此写成了《关于推进我市家族企业顺利传承的建议》总结说：“这说明，企业主的继任计划制定意识非常淡薄，一旦企业主发生意外，许多企业轻则停滞发展，重则企业就此终结。”
此外，“就算定下接班人选，也要5年以上的培养”，张正卫告诉记者，在当地，不乏培养数年才定下接班人选的案例。
富二代俱乐部：抱团学习
困境重压下，温岭年轻的富二代们，不得不试着抱团学习，来应对接班的重任。
陈坚，温岭市三星企业（专业喷射泵生产）总经理、俱乐部的常务副理事长。早在响应政府号召成立青年企业家创业俱乐部之前，他便常常与当地其他的“富二代”们聚会交流。
“大学毕业时，厂子还是家庭作坊，总共十几个员工，我还能学着管理起来。”陈坚说：“现在100多个员工，我明显感觉到自己能力不足。”
“我正在学习，怎么驾驭好的人才。我毕业8年了，那些年轻的接班者，一毕业就要管两三百甚至上千员工，更会有这样的困惑吧”。
“现在有俱乐部的平台就很好，可以去其他的企业观摩。像上个月去了利欧股份工厂参观，发现他们的加工工艺很不错，里面的自动化切线，不去现场看我可能无法想象到。”陈坚告诉记者，参观后有了概念，以后自己工厂也会考虑这个方向。
常参与陈坚聚会的还有陈果（化名），创业经营着一个水泵的配件加工厂。
“在台州，每个人都想做老板，每家每户都在做。”陈果笑称自己创业是“形势所逼”，因此毕业后，就自己筹一部分、朋友担保从银行贷款一部分，开始创业。
“从我创业就可以看出，朋友是多么重要。而且大家都在一个产业圈子里，虽然产权独立，但平时常沟通，就会互相激励。”陈果表示。
谭丁（化名）也是聚会上的常客。他告诉记者，自己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两点”。
“其实就是和朋友聚会。工厂产品的质量只要常规运转就能保障，大家产品都一样，为什么选我的不选他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朋友。”谭丁表示，作为家族企业年轻的接班人，学会“交朋友”太重要了。
不过，陈坚们也坦承，小小的温岭境内，就有4000多家水泵厂，这虽然带来了“集聚效应”，令当地产业链非常完整，交易营销成本也大大降低。“但随着行业的发展，这些自生自长的小民企们必然面临淘汰的危险。”
“是像邻近的温州那样集团化发展？还是企业自行发展壮大实现并购？我们也等待有一个能起示范效应的带头人出来。现阶段，我们只能各自埋头发展。”陈果说。
观念的磨合：
富二代接班人的历程
虽然经历了一番接班波折，吴江已经成为富二代中顺利实现接班的例子。
父亲吴良行1985年开始创业，其筹资来源高利贷的“三分利”和民间“父债子还”的传统，让吴江一开始就远离了如今“富二代”们的轻松。
吴良行创业的艰难——“只敢有明年的目标，第三年都不知会在哪”，吴江都看在眼里。两年后，19岁的吴江高中毕业，父亲的一句“你想接我的班，先到厂里跟着我干”，让吴江进了厂。
吴江坦承，虽然一直跟在父亲身边，早年自己并不够被看好和信任，“他希望我成为哪方面都会一些的人，这很难”。
不过，在尝试过各种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后，年近40的吴江也开始摸索着接班。“父亲希望做大做强，我更想追求做精做专。”
“我培养了差不多8-10个高管，让他们去管理具体的事务。然后多制造机会，带他们去台湾、日本等地的大企业，尤其是汽车产业链上的那些企业参观学习。”吴表示。
“企业最难管的是人，因为人是活的，要用好管好驭好。”吴江感慨：“外企比我们高3-5倍年薪，中马靠什么留人？一方面是感情上多沟通，让这些外来工作人员对企业有认同感，把企业看成自己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中马原来是100%的家族企业，现在发展成几个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子公司，既给培养的年轻干部一个舞台去实践，也吸引其他人才带着技术来投奔。”吴江说：“我们现在是因人而做子公司。这些，可能是我比我父亲更新的理念”。
对于才6岁的“富三代”女儿，吴江说，“不是一定要她接班做董事长总经理。就像通用、丰田那些家族企业一样，她没这个能力就不要去接这个班。所以我们要上市，以后她只要持有部分股权，对公司保持关注，做个董事就可以。”
“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规范化后走向资本市场，可以让下一代轻松。等我要交班时，希望能信任的CEO更多出现。中国必须尽快把职业经理人的诚信档案建立起来。”吴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