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CEO们的天价薪酬其实是一场费用分摊游戏，有着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但是利用期权补偿CEO的计划，本身也有多个可疑之处。
█文/蒂姆·哈福德，财经作家
CEO们的薪酬一直是大众关注的话题。
前段时间有则报道闹得沸沸扬扬，黑石CEO斯蒂芬·施瓦茨曼2008年年薪高达7.02亿美元，成为全美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曾经高居榜首的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去年年薪为5.57亿美元，退居第二。而排前十位的CEO们，薪酬都是用亿美元计算。一个CEO的年收入相当于一个中小企业一年的营业额。
为什么CEO的整体工资水平竟如此之高？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又嫉妒而又不解的话题；对CEO群体本身而言，证明自己的薪金得之无愧，往往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我想还是从一家黑店的经济学开始讲起。
一家黑店的经济学
我所有在酒店里度过的晚上，数那一晚最苦不堪言。那家酒店以豪华著称，许多人慕名前往，渴望体验一下著名的厕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那地方没人会去第二回。菜价贵得离谱不说，真正令人惊愕的是酒店为了从顾客身上搜刮现金，竟利用各种技巧，跟法律打擦边球。我的妻子跟服务生要1份沙拉，结果他端来了4份沙拉；1瓶红酒直接拔了塞子，摆在你面前，其实大家没人点酒。
接下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玩一场“分摊费用”的游戏。
我们一桌12人，基本上无法互相交流，因为屋里噪声太大。我们都期待那是一个梦幻之夜，所以没有人想把事情搞得不愉快。我看看4份沙拉，心里算计着12人分摊费用，我个人可能不过花1英镑左右。我可以假装那是别人点的沙拉。我对于拔了塞子却没有喝的红酒，也抱一样的想法。酒店无意替顾客省钱，而我，还有其他人，也不打算从座位上站起来告诉服务生“我们受够了”！这事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去想去做。
最后，我没等甜点端上来，就先离开了。我走的时候扔下一大笔现金，好支付我的那份账单，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些钱够不够分摊那顿饭费。
高档酒店如此，大公司也如此。
股东们能够感觉到钱正从自己的荷包里一点点地往外流，流到经理们的口袋里，特别是当经济低迷，而CEO们还领着天价年薪时，这种愤愤不平就更加明显了。但股东又能怎么办？哪怕在最佳时机，股东抗议都很难取得成功。
事实上，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关于CEO们的巨额薪金，黑石CEO斯蒂芬·施瓦茨曼2008年的7.02亿美元年薪，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5.57亿美元的年薪，差不多都是股票期权交易的结果。
施瓦茨曼7.02亿美元的薪酬包括230万美元的工资和大约6.998亿美元的股权收益。而埃里森的5.57亿美元，其中5.43亿美元为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股票期权，简单地说就是一张契约，里面允许契约持有人按约定价格买卖某家公司的股票。如果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涨，超过了期权契约中约定的价格，那么，通过买进期权，卖出股票就能赚钱。也就是说，假如甲骨文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是100美元1股，而我拥有买入期权，可以按每股50美元买进100万股，那么，我只要先按50美元1股买进，再到股票市场上按100美元1股卖出，立刻就能赚5000万美元。
通过股票期权交易向CEO们付薪，看上去像是个合情合理的好办法：公司股价上涨，期权能带来的利益就跟着涨。股票期权应该能够鼓励CEO把全部心思都花在抬高股票价格上，这种鼓励机制能为CEO和股东都创造利益。事实上，这种付薪方式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有着很深刻的生活哲理。
高薪的合理性
比如你和一大群人去餐馆吃饭，饭后你们分摊费用。我们都知道，这种经历着实令人恼火。你花的钱基本上都成了别人盘子里的食物，同时，你的食物基本上是别人替你付钱。情况就是这样，每个人想到的理性战略都是：点牡蛎、龙虾，还有香槟。单单喝汤吃干面包，外加冰水，能给所有人省钱，但那样，你的味蕾可要独自受苦了。你的一个极小的念头就能说服自己去点最贵的奢侈品，毕竟，你只需承担很少的一部分费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CEO们赚取薪金的方式与“分摊费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股东财富每增加100万美元，CEO的收入就增加20美元，算在这名CEO的年终奖金里，或随明年工资直接补发。企业盈利给CEO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于是，CEO可能非常愿意不要工资，而直接将股东们的钱挪为己用。比如，CEO可能拿股东的钱买一幅100万美元的画作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而工资上的损失才不过20美元。或者CEO可能开着价值1000万的公司飞机到处兜风，自己不过损失200美元。这就好比5万多人一起分摊费用，总有人高喊“麻烦多上香槟”！
对于“分摊费用”难题，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令CEO拥有所在公司的股票。假如某位女企业家拥有公司股票，而她花公司的钱买了一幅100万美元的毕加索画作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没人能抱怨什么。我们用不着再担心她是否曾挪用公款，毕竟，她也要自掏腰包买那幅画。
对CEO而言，公司不是自己的，公司价值最大化对他毫无意义。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股东们只需按市场价出卖股票。这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此时，CEO不再拿固定的高薪水，而是跟着公司分红，CEO的收入将跟公司盈利或亏损的状况高度相联。
CEO有能力应付高风险，不仅因为微小的刺激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左右CEO的行为，还因为除了钱，其他刺激对CEO基本都不管用。所以，令CEO的薪金紧盯股票价格，换句话说，就是令CEO拥有大量期权，是非常有道理的。
高薪的可疑点
当然，也有学者发牢骚：“大多数美国公司里的头头儿都像官僚一样捞钱。”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确实如此。当时，假如一年内CEO甲能使公司利润增加20%，CEO乙只能使公司利润增加10%，甲赚的钱仅比乙多1%。在这种情况下，CEO玩忽职守，不顾公司运营成功与否，只顾自己捞油水，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现在时代变了，CEO们赚钱不再跟官僚似的，而更加像那些财阀，或者说得再贴切一点，更像大盗。
2005年，美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富裕国家里的CEO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以奖励机制为基础的薪酬规划，如各种各样的奖金、津贴、长期刺激机制等。自20世纪80年代起，CEO的收入逐渐与公司真实运营情况关联起来。举个例子说，在美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公司的股票价格放在一起作比较，排倒数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赚的钱大概有100万美元，而排在前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赚的钱能达到500万美元。这就是“略微成功”与“相对失败”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而收入差，归根结底，是股票期权交易越来越广泛地进入经济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一切似乎都具有正面的经济意义：给CEO大量期权，从而使他们不必再去偷股东的钱。但细心的股东还是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CEO或许早先偷过股东的钱，股票期权就是那不义之财。
也就是说，利用期权补偿CEO的计划，确实本身就有多个可疑之处。
股价下跌的时候，公司往往把期权里约定的价格向下调。本来规定按每股100美元买卖，可能期权一经修改，就变成了每股50美元。这样，哪儿还有给CEO的“尖锐刺激”？与之相反，公司给CEO的承诺似乎成了：“公司股价上涨，你的期权能让你发一笔横财。公司股价下跌，别着急，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保证你总能大赚一笔。”这样的刺激能包含多少理性的成分？
CEO的高薪中还有其他可疑的地方。对于这类图谋不轨的计划，普通的观察员大概参不透其中的奥秘，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技术性知识，在这里我也不做过多讲解。但他们有一个最常使用的伎俩，叫做重装股票期权，这种期权能够锁住哪怕最短暂的收益，从而令CEO在股价不稳的时候也能有利可图；另一种伎俩是回溯期权日期，此时，公司慷慨地发放期权，却在期权真正放出的时间上做手脚，从而演示了自己过度的大方。
我们怎样才能发现公司中这种诡计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公司常常刚发放完期权，股价就上涨，这时做期权交易肯定非常赚钱。像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时间算得太准了，准到不可思议，要么就是官方公布的日期有“猫腻儿”。总之，期权发放日期必定使CEO利益最大化。回溯如果透明度不够，有人就可能从中作假。
那些各种各样似有可疑的期权，其症结所在并非是公司发放期权时太过慷慨。公司向自己的CEO超额付薪办法多的是，只是，稀奇古怪的期权会产生稀奇古怪的动力(对股东不利)。同时，利用期权作假，比较不易被发觉(同样对股东不利，但对贪婪的CEO有利)。
股东的难题
这就不难理解，股东们看到自己的钱都成了CEO们的高薪，而他们的薪水跟业绩基本上毫不相关时，股东们为什么愤愤不平了。
但问题是，按道理说钱都是股东们的，股东可以投票，解散董事会。股东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
假如我总共拿1万英镑去买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FTSE100)里每家公司的股票，我敢说，我会非常关注股市的一举一动，但我不会去在意某一名CEO的薪水情况。我在100家公司里的每一家都投资了价值100英镑的股票，假如某位CEO侵吞了1%的公司财产，纵然这在他数量巨大，而我的损失才不过1英镑。再加上CEO又很好地伪装自己，我恐怕永远发现不了这件事。这些CEO加起来从我身上拿走了100英镑，但我做不到同时向他们所有人讨要我的钱，我只能试着一次击败一个人。我自己单枪匹马肯定不行，若再去联络其他股东，拉他们跟我一起投票解散董事会，我得费多大的劲啊？
实际上，真正的情形比这还糟糕：一场分摊费用的游戏，外面还套着另一场更大的分摊费用的游戏。即便我和股东里的其他积极分子确实找到办法联合起来，推翻了一个十分慷慨的董事会，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使公司连续陷入一系列危机之中。同时，其他公司里的董事们在看到我们小小的股东革命后，会稍稍勒紧腰带，从而那些公司的股东们将从中受益。我们这些勇敢的革命家则最有可能付出艰辛，结果白赔钱。
这个假设意味着，CEO们只要不过分激怒股东，就能够高枕无忧。就像在那家黑店一样，若是某个服务生上来抢我的钱包，我必然要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再上一瓶没人喝的红酒，会怎样？我就算看到服务生把酒端上来，放在桌子那头，我又能做些什么？
避免激怒股东，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把他们全蒙在鼓里：稀奇古怪的股票期权，以及各种相应的掩盖措施，令CEO们一方面赚得痛快，另一方面却不必担心会计账目上出任何细小的差错。还有许多其他的诡计，包括“软贷款”，以及给退休主管们的“咨询费”等。这类伪装都是股东难以发现CEO的高薪中那些可疑的地方，于是，股东也就不会对之追根究底了。
当然，不是所有CEO都能利用伪装赚大钱。纵然大部分CEO在“凭运气赚钱”，他们的大额奖金跟工作中的付出不相连，而跟商品价格等外在因素挂钩。但这种情况，在那些至少有一位“重量级”股东的公司里就少见得多了。这是有理性意义的。大股东能够很好地解决“分摊费用”的难题，这与岳父请你吃饭，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你肯定不敢点香槟酒是一个道理。不幸的是，股东力量涣散正是上市公司的本质特征，有些难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