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假如有一天某个欧洲驻中国的大使馆许多官员的电话变成了语音留言，电子邮件设置为自动回复，那么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便知道，新闻的淡季来临了——西方国家在进入夏季之后，习惯性地进入到漫长的休假季当中。这时候大批政府和企业员工纷纷休假，导致休假季从六月底持续到九月初。这样的休假呈现为波浪形。人们一拨拨地涌向世界各地，各个机构和企业往往只保留维持运转最低限度的人手，让记者们很难找到“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人士”，只好给自己找个忙里偷闲的理由。
这就是典型的西方带薪休假制度。广义上，这种带薪休假不仅包括了年度带薪休假，也包括双休日工作制度和节假日休假制度。它的历史并不久远。仅仅在百年之前，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工人们还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此时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实为家常便饭。为此美国芝加哥曾经于1886年的5月1日爆发过要求维护工人权益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由此诞生了著名的“五一”劳动节。经过二战的洗礼之后，劳工权益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到了上世纪60年代，基于技术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量劳动力人口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工业当中解放出来，转入服务业，使社会可以定期承受大规模劳动力离岗休假而不至于崩溃。西方社会开始推行带薪休假制度。不仅如此，一周五天工作制也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样的现实标志着社会文化的高度发达。 虽然带薪休假制度为各国所基本接纳，但是接纳情况各有不同。法国人享受的30天带薪休假制度为世界之最。而美国人的带薪休假时间则从8天到20天不等，日本的带薪休假有10天左右。休假资格也各不相同。临时工和公司高管所能享受的休假时间显然有天壤之别。但是休假作为劳动者的天然权利之一，已经得到广泛承认。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建立，是属于适应世界潮流之举，也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不断进步的标志之一。 但是，有趣的一点在于，带薪休假在中国得以推行的出发点，并不完全是出于劳工权利的考量。1995年5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时候，《中国日报》英文版相应的报道标题为“双休日制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毫不掩饰地说明了双休日的价值之一，在于为中国的失业率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确立了“五一”“十一”和春节三个长假“黄金周”。从“黄金周”的字面意义而言，这样的假期与其说是庆祝某个年节，不如说让这些年节推动各种旅游以及休闲消费，其经济含义远大于节日的纪念意义。以2012年国庆中秋两假期长达8天的最长“黄金周”为例。虽然至今未见有“黄金周”对当年或者当季度GDP贡献的统计，但是以旅游数据而言，这个“黄金周”带动旅游收入同比增收24.96%。全国出游人数高达3.6亿。每4个中国人就有1人选择在“黄金周”时期出游。这样的“黄金周”带动的消费规模，必然是对中国经济内需的极大拉动。 当中国还在为如何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而头疼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重新考量带薪休假对于经济的影响。1998年，法国实行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度，即每周工作四天半左右。但是这项制度带来的争议太大，劳资双方对此议论纷纷，就连普通劳动者也并不完全支持这一工作制度。争论一度上升到“劳动是否和休假一样是天赋人权”问题。因此，在35小时工作制度实施之后，法国政府先后在2002年和2008年放宽了35小时工作制，允许超时工作等加班现象出现。这说明工作时间和休假时间在一定经济条件之下需要保持平衡。类似古罗马帝国中晚期那样一年有一半时间是假期，皇帝可以随时以各种理由让全民放假上百天进行狂欢的做法，在现代社会看来，不但跟劳工利益毫无关系，简直就是自毁生产力的做法。 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蔓延，政府支出大幅受限，养老金支付出现缺口，法国和其余欧洲国家政府提出要延长退休年限。法国打算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2岁延长至65岁。工作年限的延长，显然让带薪休假和35小时工作制减色不少。由此可见，带薪休假是一个带有极强可操作性的制度。它已经从一百年前一个政治性宗教性很强的话题，滑向一个经济色彩浓厚的方向。未来社会当中带薪休假制度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各国的现实社会形态。中国未来的带薪休假制度，可能因此会变得比较复杂。不过就大趋势而言，会变得较眼下更为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