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9月8日，泛海入股联想控股，中科院旗下企业的股权社会化再下一城。
改革开放之初，中科院及不少高校的科学家开始走出高墙，来到大街上办企业。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安全与运营管理上的稳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挂靠在某个政府机构之下。这种行为被称为戴“红帽子”。
中科院旗下最早的“红帽子”企业就是这样的产生的，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华夏技术公司、两通两海，以及后来的联想。
大浪淘沙，不少“红帽子”企业今天已长成参天大树，而改制谋求更大的发展，当为题中之义。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红帽子”曾帮助企业摆脱了无数梦魇，也造成了无数阴影。然而，当企业发展壮大后，企业主们发现“红帽子”难以变成钱袋子，企业的开创者无法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突围是艰难的，真至2001年联想集团成功完成产权改制之前，还无一例成功。
就联想控股而言，此次泛海入股的过程中，中科院出让的份额为29%，但仍保留36%的股份，稍稍超过职工持股会的35%，保有相对大股东地位。在外界看来，这一个经联想控股管理层、中科院、泛海集团三方博弈并精心炮制的一个结果。
当日，国科控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邓麦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院、所投资企业社会化改革是中科院近年来一直在推进的工作，而联想控股则是这个工作的重要部分。据邓麦村透露，已经有75%的院所投资企业完成了社会化改革。
这一事件对于未来的历史撰写者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作为中科院旗下体量最庞大的企业，联想控股股权社会化是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股权社会化的标志性事件。
满街都是“红帽子”
“红帽子”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私人的资本和利益刚刚受到鼓励，既有法律的障碍，也不能获得公众信任，所以这些创办人总要把自己的公司注册为“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
联想、科海、京海是中科院最早戴上红帽子的企业。华夏科技公司、四通、信通、科海、京海、联想，其创始人均来自中科院旗下的计算所与物理所。其中，科海挂靠在中科院物理所，联想、京海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四通挂靠在四季青人民公社。
成立于1980年的华夏技术公司被称为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成立之初被称为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创办者为陈春先，其亦被誉为中关村民办科技企业第一人。从名义上说，其挂靠在北京市科协，但除了“北京等离子学会”这几个字之外，这家企业跟北京市科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中科院外，电子六所、北大、清华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授、研发人员创办的企业也有类似情况，比如，长城、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
“红帽子”企业一直是中关村企业的主体。1985年，联想成立的第一年，中关村上登记在册的企业有148家，全部为“戴帽子”的企业。1988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关村科技实验区”时，700余家高技术企业中，71%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余为集体所有制。
直到1988年底，王文京创办的用友成立，成为中关村第一家私营企业，真正的中关村“无帽”企业才算诞生了。
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上，初期有一顶“红帽子”，对于企业的生死存亡往往至关重要。用友一开始在中关村就被人看不起，被称为“个体户”，拿不到政府批文，拿不到许可证，用户也不信任“个体户”。
中科院的牌子给这些“红帽子”企业提供了信誉，中科院的人脉也帮助他们拿到不少批文。以联想、两通两海为例，创业早期，他们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帮政府机构进行机房建设，或是向这些机构兜售微机，前者需要获得政府的信任，后者需要进口许可证。
从自我循环到大循环
泛海入股联想控股之际，柳传志又一次称中科院计算所为“开明的婆婆”。
这一称谓与中科院计算所一贯信任、支持以柳传志为首的管理层有关，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件事情。一是联想创业初期，柳传志向计算所要求三项自主权，分别是财务自主权、人事自主权、经营自主权；二是联想集团香港上市后，联想成立员工持股会，获得联想35%的分红权，最终这35%的联想分红权变成联想集团35%的股权；三是中科院引进泛海集团入股泛海集团，改变联想控股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
9月8日，柳传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顾其联想控股发展25年，对中科院的开明充满了感激之情。
事实上，中科院的开明措施并非仅针对联想。早在2003年夏季，中科院就决定推进旗下院、所持股企业进行社会化。中科院于2003年9月在杭州市萧山区召开“推进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研讨会暨科技项目推介会”，再次强调推进旗下企业社会化。
参与会议的单位包括中科院政策局、监审局、计划局、人教局、院资产经营公司和沈阳分院、长春分院、上海分院、10家研究所、部分院直接投资企业、部分技术转移中心共80余人。
萧山会议定调，中科院持股比例应低于35%。同年10月，萧山会议纪要发到旗下院、所及所属企业，中科院旗下企业股权社会进程拉开帷幕。2004年，开始大规模启动。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杨柏龄认为，中科院旗下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结构不甚合理，仅靠自身滚动发展，这造成了两个影响，一个制约企业自身发展，二是阻碍中科院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重要基石，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杨柏龄现任中国科学院企业党组书记、国科控股董事长。
当时，中科院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股权结构社会化。中科院旗下有一批具有相当技术实力的企业，他们要做大规模，加速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需要资金、市场、现代化的管理资源，而这是中科院没有或者缺少的。
股权社会化提出了解决方案——出让手中持有的股权，引入受让方拥有的资金、市场或者现代化管理资源。与此相对应，社会上的一些企业没有技术，也需要中科院旗下的企业。
杨柏龄说，以前，中科院发展科技产业的模式是院内自我循环，今后，中科院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模式是融入社会的大循环。
中科院这一决定与我国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化资本成为一股迅速崛起的力量，民间力量最初进入的是一些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产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巨大的市场需求突然被释放，给民间力量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三十年后，他们原来的从事产业已经不再具备高增长、高利润的特点，他们开始将兴趣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中科院则是中国高新产业最大的源头。
邓麦村告诉本报记者，经过接近5年的努力，中科院的院、所两级投资企业已有近75%的企业实现了社会化改革。
中科院路径
应该说，在同辈企业家中，柳传志的聪明、机警、预见能力可谓无出其右者。2004年，当中关村决定旗下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之后，他就责成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吴亦兵负责研究这件事情对联想控股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不久前泛海入股联想控股。
在他65年的人生旅程中，只有两次事件激起他类似激动的反应。第一次是在1978年，他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他激动不已，六年后，他离开计算所创立联想；第二次是1992年，中央政府制定“综合改革计划”，两年后，他在联想内部成立了联想员工持股会，为联想共640名创业者、管理层于2001年获得联想集团35%的股权。
以历史为鉴，中科院旗下企业的股权社会化，其实已是迫在眉睫。中关村企业大致分为三批：两通两海、联想、华夏、北大方正的创办者多来自北颐路两旁的科研院所或是大学；第二批企业以王文京创立的用友，求伯君、雷军创立的金山、江民科技的王江民、华旗的冯军为代表，他们被称作个体户；第三类企业是以百度、新浪、搜狐为代表，从创立开始，就是“知本+资本”的硅谷模式。
后两类企业天然不受体制的束缚，而因为历史缘故，第一类企业家都戴着“红帽子”，尽管在企业发展初期，他们充分享受着“红帽子”的好处，但当企业发展大了之后，由于无法理顺企业的产权关系，企业往往会面临创业员工激励不足、接班人、创业者如何退位等问题。
中关村两个符号性人物柳传志、段永基，由于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同，最终获得截然不同的结果。
联想成功地解决了产权问题，员工激励、创业元老退位、接班人等问题迎刃而解。而四通的历史上则爆发了有名的“611事件”。1992年夏天，四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7名董事结成秘密同盟，要求段永基下台。时任海淀区区委书沈仁道后来点评这件事说：利益之致。
1992年，中央制定“综合改革计划”之后，中关村成为试点单位，主要目标是推进股份制改造。当时中关村的新技术公司中，除了王文京的用友外，几乎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在数以千计的公司中，他们都戴着“红帽子”。
在中科院的股权社会化规划中，社会化的形式应包括管理层收购(MBO)、吸收社会资本、上市等多种途径。中科院试图通过上述方式，解决企业身上的枷锁，发挥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吸收更多社会资源，让企业发展的更大、更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