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如何面对背叛？为什么我们的组织总出叛徒？
文/张建华，COSCO R&D高级研究员
力拓商业间谍案最近沸沸扬扬，其上海首席代表、澳籍华人胡士泰同时成为焦点。
我和胡士泰认识比较早，印象中他为人比较低调。但没想到，胡士泰为自己戴了顶“汉奸”的帽子。在中国，“有幸”赢得这个称号，几乎等于被判“死罪”。
中国人痛恨这种“背叛”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了。
300多年前，满族人努尔哈赤以30人、13副铠甲起兵。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把大明江山鲸吞殆尽。读这段历史，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若不是吴三桂这样的汉奸“冲冠一怒为红颜”，相信中国的历史会改写。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同日本人“并肩”对中国人作战的，是几倍于日本军队人数的汉奸队伍——伪军。伪军数量多逾数百万，中国也由此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
可以说，因背叛而形成的“汉奸”群体，是我们民族肌体上的一块“疮疤”，中国人坚信国人之害在汉奸。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除了最近刚刚曝光的胡士泰之外，还有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可以想见，在各行各业，还有许多的汉奸们在默默地“耕耘”着。
于是有人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自然也盛产汉奸。
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其实也不尽然。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党的部队。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虽然也有叛徒出现，但终没成气候，更没有形成类似于“伪军”那样的庞大群体。
为什么同是中国人的队伍，同样在那个战争年代，却有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呢？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行“曲线救国”，颁布了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
正是对待“背叛”的态度，最终埋葬了以蒋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前程。
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待背叛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以及解放军的入伍誓词中，近百年来，一直有一句不变的话：永不叛党，不背叛组织。1927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亲自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他领导的“红色行动”，被誉为“伍豪之剑”。特科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何家兴、顾顺章，这些罪恶昭彰的共产党叛徒，或命丧在“伍豪”剑下，或全家被诛。
对待背叛的这种决不容情、毫不妥协的酷法以及文化，使得共产党历史上虽然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出现叛徒大军。这确保了共产党实力的不断壮大，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今天，在很多中国企业家对企业组织成员职业操守问题大伤脑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成功案例。2000年，华为重臣李一男离开老东家，创办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成为华为在企业级数据通信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此后几年中，为了同这种“背叛”、不遵守职业操守的行为作斗争，华为成立“打港办”这一专门机构。2006年，华为收购港湾网络。港湾不论在技术还是市场上对华为都没有太大威胁，但华为为什么非拿下港湾不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华为要“杀死”背叛，绝不让一个“叛徒”成为他人争相效仿的楷模。华为最终如愿以偿，让大家看到背叛华为“后果很严重”，灭掉叛徒华为“不差钱”。
联想的柳传志早期对待“背叛”也是如此。他甚至亲手把“叛将”送进了监狱。
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进入或离开某个企业、组织甚至国家，但不能选择背叛。因为选择后者，实际上等于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在任何企业、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将遭到唾弃。
工作选择的自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此，狭隘的民族情绪不仅不可取，而且也没有意义。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但不能不遵守基本的职业操守。市场经济，就是规则经济。对规则的维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如何减少、杜绝“背叛”现象呢？
第一，共同维护市场的规则。我曾问一位日本朋友，为什么日本几乎找不到“日奸”？他回答，在日本，一个人做了叛徒将会受到所有人的鄙视及最严厉的惩罚，甚至整个家族都无法继续生存。IBM中国公司有一条规定：绝不接收那些带着竞争对手情报的投靠者，因为这些人有“道德瑕疵”。让有“道德瑕疵”的人无法生活，至少让这些人生活得很不爽，是这个社会的共同职责。
在欧美这样的成熟职业市场，所有工作转换者，在应聘新岗位的时候，必须要有前受雇组织的鉴定(推荐)。在中国职业市场也应该逐步建立这种制度。在解放军中，这叫“政治鉴定”；美军军官(包括西点军校学员)也有类似的工作。
第二，提高个体的职业化素质。在今天这样的职业化社会中，我们每个人要有基本的职业操守。其实，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强大基础之上的。
第三，立法。任何一件事情，仅仅靠道德和思想教育，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国家应该从宏观层面设立类似于《商业保密法》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整个社会从业人员的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