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周骏
本刊记者 魏革军
周骏教授从事货币金融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学术造诣深厚，学科成果丰硕，曾长期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的常务理事以及中国金融学会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研究会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仲夏，我们南下武汉，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园，见到了81岁高龄的周教授。庭前草木茵茵，堂上笑语盈盈，周教授老而弥睿，言谈诙默，“告诸往而知来者”，对中国货币金融理论的演化、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金融政策都一一作答，展现了一个老金融人的宽阔视野与执著精神。
记者：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自从1953年您执教以来，已经过去56个年头了。请您回忆一下当时您是如何走上金融教学与研究这条道路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学环境又是怎样的？
周骏：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由原隶属财政部的中南财经大学和原隶属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学院合并组建而成。而中南财经大学的前身是1948年邓小平任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建的中原大学。1949年5月份武汉解放后不久，我就进了中原大学，读财经学院的研究生。1951年8月我作为当时学院的第二批青年教师培养对象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黄达是我所在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的主任。两年后，也就是1953年初，我学成回校，之后在财贸系以及后来的金融学院里任教，一直到现在。
1953年中南六省的教学力量调整后，我所在的财政信贷系的主攻方向就是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和金融理论，把苏联的理论中国化，在这方面我们基层教员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比如带领学生生产实习，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们经常是工作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住不开师生挤在一起的打地铺，通过实践慢慢熟悉、掌握中国的具体情况。当时我们财经战线还是有很多事情比苏联做得好的，比如合作化、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等，这些有中国特色内容都如实反映到了教材中去。我们还经常请中南局干部来作报告，开展互助教学，1954年人民银行将财政信贷系银行教研室作为发文单位，教师可以参加国家银行的各种会议。1958年，当时新成立的财贸系还开办实验银行，多数业务岗位的工作人员均由学员担任，实验将近两年，对我们这里的金融学科的起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1958年之前，虽然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但金融信贷领域总体上仍然是“大计划、小市场”的格局，银行虽然是国家财政计划的总出纳，没有预付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市场主动性，但也讲究通过贷前、贷中、贷后三审来控制风险，而且关注市场信息，为买方卖方穿针引线，这些都是很好的实践。可惜后来我们否定商品经济，一刀切地搞计划，50年代末放款猛增，尝到了经济过热的苦果。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中南地区的教员比较注重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货币本质、货币流通规律等问题，应该说，形成了一定的“小气候”。我在60年代的时候写了一些教材，也针对当时一些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做法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本质问题探讨》、《如何计算货币需要量》等，我们系里当时认同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本质有特殊性，但也有一般性，它仍然是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而不是“劳动券”或“计划工具”；还有，政府要根据货币需要量这一客观规律供应货币，并应该考虑纸币的储藏价值这一因素。这些都算是在十年文革之前我们的一些初步的探索。
记者：我们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善的货币金融理论，很多观点被决策层采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骏：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央的大手笔，我们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先拿国有企业开刀搞休克疗法，而是先从体制外开始，活跃非公有制经济，用“鲇鱼效应”盘活市场，90年代再开始大规模国企改制，这是很有章法和成效的。80年代初，金融业也开始酝酿体制改革，我当时比较早地向人民银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体制方面，我主张“二元银行体制、多种信用形式”，即区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要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鉴于商品经济是多元的，单独的银行信用是绝对不够的，应该发展多元的信用形式，推动多种金融机构，如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的发展。在宏观调控方面，我认为由之前的计划调控到现代的市场调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应该有一个混合调控阶段，人民银行有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但也不能立即停止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等调控办法。这些建议呈交总行后，起到了一定的政策参考作用。
宽松的学术氛围也使得对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探索在80年代得以发展。我后来出版了《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与四化建议》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以期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工作作一点理论铺垫；我还就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的选择、货币量层次的划分、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及计量模型等题目作了些论证与分析。同时，和学生一起，我也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我在研究和教学中比较注意尺度的把握，对不同的理论和学术流派不作是非优劣的判断，而是让学生自己去选择。
记者：您认为金融学科建设应注意哪些问题，您目前正在研究哪些课题？
周骏：从许多院校情况看，目前金融学科的建设朝着“宽口径、厚基础、应用型”的“大金融”理念又迈进了一步。
我和青年教学骨干共同研究课题，相互学习知识，力求打通金融学科各研究方向，促进教师知识口径的完善，努力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金融人才。1998年我申报的课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问题研究”后来获得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成为“九五”规划重点课题。近几年，我带头的课题组还从事“中国金融与投资发展报告”的系列研究，每年推出一辑。每年的报告主题各有侧重，依托最新的经济数据，结合前沿的理论观点，努力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金融问题，如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汇率等等，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都取得了一定的反响。
我们一直重视学科的基础建设，尤其是教材建设。1993年我主持编写了《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进一步总结了我多年来关于货币政策取向及金融调控的手段的一些见解；2000年《论货币政策》也获得了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一等奖。我们的新一代教师骨干也积极开设新课，编写新的教材，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李念斋的《信用学》和张桂生、朱新蓉的《银行信贷管理学》都是本校学科建设的重要成就。
同时，我们注意突出金融学的应用经济学特点，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科传统。除了刚才我谈到的上世纪50年代的“实验银行”，1992年我们开办了湖北省评信事务所，可以说是首创了湖北地区企业评信工作，一年后我们还自己创建了湖北省金源城市信用社，由系里的教师负责经营管理，作为学校金融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2000年我们与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办学，为保险专业研究与实践结合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我认为，纵观几十年的国内金融业发展，一方面是体制和业务的深入，另一方面是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丰富，而这些都不是在校园里闭门造车就能体会的。金融教学研究应该始终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与经济生活共脉搏。重视实践是金融教研之本，这是目前中国金融教育界的共识，也是金融理论支持我国事业不断前进的出发点。过去一年多的全球金融危机，颠覆了很多陈旧的观点，也激发了很多新思路，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危机，分析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通过分析实际问题带动教员和学生一起深化对金融的认识。
记者：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也是您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您如何评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周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
从近三十年的发展来看，1978～2008年我国实际GDP年均增长9.8%，这是很高的增长速度，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消除了制度障碍；另一方面，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大多数，且是高收入水平和高储蓄动机的年龄段，即所谓“人口红利”，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再加上数量大、素质高的劳动力，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就人均GDP的增长潜力来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过程尚未结束，中国还有20～30年的高速增长期。
另外，我国金融体系是健康的。中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业总资产占整个金融业总资产的90%以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形成了金融各子行业之间的防火墙，现在基本上没有衍生金融工具，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金融业的杠杆率不高，国际投机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小。在中国，只要银行业是稳定的，整个金融行业基本上就能稳定。同时，大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经济、金融带来负面影响，但没有动摇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更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向上发展的趋势。在美国出现金融企业破产、需要政府救助，经济衰退的时候，我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2009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1%，全年可望增长8%。
但是，我国也应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一方面要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最大的冲击是出口大幅下降。2009年上半年对外贸易持续大幅下降，进出口总额9461亿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5215亿美元，下降21.8%；进口4246亿美元，下降25.4%。贸易顺差969亿美元，同比减少21亿美元。为此，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内需，稳定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2009年上半年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8098亿元，同比增长33.6%，各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连续提高，3～6月均保持30%以上的增长。200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8711亿元，同比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
扩大内需重点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如果主要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这不能持久，投资、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美国2008年个人消费支出(100579亿美元)占GDP(142646亿美元)的70.5%，我国约为40%。美国的问题出在过度消费，我国目前的问题是个人消费不足。个人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我国2004～2008年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均低于当年实际GDP增长水平。我国社会保障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1%，经济发达国家为30%～50%，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降低了居民消费意愿。我国要增加居民消费，必须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
记者：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投放大量增加，从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来看，经济企稳呈回升态势，并且由于信贷的大量投放，社会通胀预期走强，您认为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微调？
周骏：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我得到一个经验数据，那就是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快慢有别，但9%是最合理的增长率，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为合理区间，同时通货膨胀率如保持在3%以内，就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搭配，不需要进行太多调整。而GDP增长10%，特别是增长13%以上的年份，通胀预期会急剧增强，通胀效果会首先反映于资产价格，然后作用到商品价格，从而对经济产生冲击。而根据我的观察，9%的经济增长大约匹配20%的货币增长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增长2倍以上的货币投放速度，产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会更大。目前，我国实际上是松财政政策与松货币政策搭配，而且力度较大。银行是创造和供应货币的部门，银行体系扩大货币供应是通过信贷渠道进行的，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37万亿元，流通中货币和准货币的增长幅度都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幅度。
有关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作用时滞的一般观点是，松或紧的货币政策全面影响实体经济大概需要12个月，如果加上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则时滞会缩短到10个月左右。也就是说，2008年12月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到今年第三季度将产生实际效果，如经济运行全面开始好转，生产增加，效益提高。此外，如果今年第三季度美国、日本经济能明显复苏的话，则这个时滞会缩短，效果也会更加明显。可以说，现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探底。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回升势头，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全年有望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就可以不再出台新的刺激经济增长措施，货币政策可以转向总量适度，优化结构。
在中国，控制货币供应量就需要控制贷款，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全年4.9万亿元的规模，下半年贷款增长规模应适当控制，全年贷款净增长尽量控制在9万亿元。在控制贷款总量的同时，要优化贷款结构。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加以限制，贷款主要投向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有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居民消费信贷以及企业生产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合理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