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初期,一些人被迫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等于他的人格不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往往这种被迫最后成为一种自愿,成为一种情不自禁;这种被迫发生后,再想成为理想主义者很难”
“我宁可事业无成,宁可出国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为了财富失去人格,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我就是有不成熟的一面,也没有兴趣改,这就是我青涩的一面”
编者按:
近日,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万科“捐款门”、企业家与理想主义等问题,向公众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王石认为,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为“捐款门”道歉是一种妥协,至于这种危机公关的成功与否,要让别人去判断。
谈到妥协的底线,王石认为,企业家在创业初期被迫做一些不愿做的事,并不等于人格不高,但不能为了财富失去人格,否则这种妥协就会变成日后的情不自禁。以下为王石部分观点原文:
我觉得我是实用主义者,我的工作不是著书立传,我们是在搞企业,搞企业首先是实践家,实践不下去就要被淘汰掉。
靠理想主义赢不了对方,我只是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而已,不只看现在。现在我要存在下去,未来我也要存在下去;而未来当然有两种假定,一种假定未来是恶的,另一种假定未来是善的,我对未来的假定是善的。比如说讲制度,讲透明,讲不寻租,讲市场公平竞争,这是你对未来的一种假定。还有一种竞争就是寻租、腐化、堕落,这个公司越来越糟糕。
当然,如果说我这种假定就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个我同意,我首先是假定往好的一面发展,我往好的地方做。但我现在做得不错,行业中一直证明,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很成功。我当然有妥协,但是我有底线。社会的本身就是妥协,理想主义和妥协不矛盾。创业的初期,一些人被迫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等于他的人格不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往往这种被迫最后成为一种自愿,成为一种情不自禁;这种被迫发生后,再想成为理想主义者很难。
“捐款门”之后,一家媒体问我:你准不准备向网民道歉?我认为自己没有错。但我觉得道歉不违反原则。因为道歉其实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当然和危机公关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让别人去判断。在那种情况下媒体对我表示出善意,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减轻压力。按照万科的策略,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危机公关,万科就完蛋了,向大家谢罪吧。
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刚烈的,我宁可事业无成,宁可出国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为了财富失去人格,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举个例子,有次为了一项业务,某位领导出面干涉,是进口商安排的。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这样的安排,当时站起来扭头就走,拂袖而去。当然现在不会了,不让别人难堪,现在我是知道了。那时候我四十二三岁。
我去年都觉得自己很不成熟,觉得自己很青涩。但有人叫我老狐狸,我很高兴。我有没有狡猾的一面?当然有,但我觉得不值。什么叫聪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聪明。我可以很狡猾,但是何必那么狡猾?处理人际关系上,有时候把人得罪了浑然不知,我就是有不成熟的一面。这方面也没有兴趣改,从某种角度来讲,改不是不可以改,但是会改得面目全非。人总会有长有短,不可能总是长的,如果都是长处,一定短命。我某些方面会一直不成熟,这就是我青涩的一面。
我们当年开发的一个楼,外立面颜色是绿色渐变的,人家叫“竹笋楼”、“苞米楼”,那就是当年得罪一位领导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例子是倒过来的,人家给万科的好处我不要。最典型的是我们在成都拿一块地,签约的时候,我说根据成本核算,你们给我们的价格,成本打不下来。我提议,每亩地加五万块钱。我们老总马上拽我,人家要给你折让,你怎么还要加价。
对方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讲根据万科拿大地块的经验,便宜地块往往我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你是从农民那拿来的,你们很便宜的压榨农民。我们一个楼盘的墙老倒,我问为什么这样,他们说当地农民推的,我说当地政府不管吗?人家说就是对着当地政府去的,当地给农民补得少,农民觉得吃亏了。
后来我就知道,便宜的东西后面是有陷阱的,并不是说我表示我高尚,我加的钱你们给农民,这样我的围墙不会倒。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例。
我们不仅要看到未来,看到更远的地方,也要回顾过去,要看得更清楚。无论是个人历程,还是企业轨迹,都要有这一步。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竟然没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去过的。除了个体的原因,可能也和我们民族整体意识的忽略有关。
在万科,说起持续高速增长,个个头头是道;但有几个记得海神广场?当年它几乎葬送了整个公司。写一本激情四射的书,说说理想、成功、韧性,再加几个小失败做点缀,这很主流。但我们更需要“慢下来”;不能看清楚过去,也将看不清往何处去。
为什么不把我的探险精神注入到万科的品牌里?探险是我个人的爱好,我不是为了塑造公司的品牌。探险有一定的风险,战胜风险,安全回来的时候,对公司的美誉度是一个提高;但是万一出事了可能就会倒过来,对公司冲击非常大。
我和万科是互相借鉴。现在在现代企业建设方面,中国也在探索。刚开始时我们更多地赞赏西方的东西,现在国学热了,因为中国经济起来了,国学热生逢其时。但是我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很宝贵,但是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来讲,我们更缺西方文明的公共意识、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