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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起步和腾飞
1932年，松下幸之助对企业经营有了自己的领悟，提出了著名的“自来水哲学”。尽管松下已经有14年的发展，但到这一时刻，幸之助才真正认识了企业的历史地位。为了铭记住这一时刻，实现企业的使命，他决定，以1932年5月5日为松下公司的创业纪念日。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为松下公司制定了250年的目标，以25年为一个周期，分10期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理念上豁然开朗和现实中步步艰难形成鲜明的对照。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进入了政府强力干预的经济统制时期。松下的经营刚刚有所起色，就被卷入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中。二战期间，松下公司在政府要求下，停止民品生产并开始从事军品生产，先是为军方生产200吨的木船，后来又为军方生产木制飞机。造船刚刚进入规模，飞机刚刚生产出样品，日本就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进入了美国占领时期。战败不仅使日本军方拖欠松下的大笔款项一风吹了，而且使松下公司被美国占领当局列为清查对象。松下公司被指定为“财阀”，幸之助本人也被列入因制造军品的战争责任必须撤销职务的名单。经过数年的交涉，尤其是松下公司的工会发起了签名运动，向占领当局请愿，要求幸之助留任，才使松下公司半死不活地维持下来。
列入财阀意味着资产被冻结，撤职和留任的交涉则严重影响着经营活动的开展。所以，松下公司在战后的5年中，生产停滞，债台高筑，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幸之助做了他从来不愿意做但不得不做的事—大面积裁员，公司由1.5万人减少到3500人。
1950年起，伴随着日本的战后重建，松下公司开始重振旗鼓。为了使松下不再出现偏差，幸之助专程到美国考察学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美国的发达和富有使幸之助感慨万分。比如，美国GE生产的收音机24美元，而工人日工资12美元。松下的收音机9000日元，而工人的月工资6000日元。美国人两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个收音机，日本人需要一个半月的工资。一个纽约市的用电量，就相当于整个日本全国的用电量。在美国开了眼界，使幸之助从此极力赞扬美国式民主。从美国一返回，幸之助又开始主持与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合作，以引进技术来带动松下新的起飞。
在与飞利浦的引进与合资谈判中，飞利浦公司提出由松下支付6％的技术指导费。幸之助认为，引进技术支付技术指导费没错，但新公司是双方合资性质，拥有技术的飞利浦一方取得技术指导费，那么，从事经营的松下一方就应当取得经营指导费。最后，双方于1952年达成协议，飞利浦获得4.5％的技术指导费，松下获得3％的经营指导费。这在企业经营中开了先例，松下也获得了飞利浦的尊敬，更重要的是由此树立了经营管理与技术创新并重的理念。
在重视经营创造价值的同时，松下并不否定技术的作用。幸之助强调，要真正在技术上领先，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和独创。这种独创不仅仅是产品，而且是生产技艺和工作母机。于是，松下于1953年成立了中央研究所，设置了专门的机械制造厂，为自己的生产线开发最新的机器设备。
1956年以后，松下公司的经营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幸之助当时制定的计划是五年之内营业额翻四倍，由200亿增加到800亿（后来实际达到了1000亿）。1955年以后，松下的出口贸易快速增长。1961年，随着松下公司的发展，66岁的幸之助宣布辞去社长（总经理），改任会长（董事长），顺利完成了经营权的交接。
幸之助尽管交出了经营权，但并没有对公司撒手。3年后（1964年）松下的经营遇到了难关，日本企业明显表现出产能过剩，许多公司纷纷破产，松下公司也出现了积压和赤字。这时，幸之助再度出马，主持召开了松下代理商和营销商的恳谈会。这时他才发现，200多家松下的销售商，有170多家在亏损，恳谈会几乎变成了诉苦会。幸之助真诚地向与会者表示道歉，在取得互相谅解后探讨改善经营的方法。此后，他不顾69岁的高龄，暂时替代主管销售的营业部部长安川洋君，站到销售第一线，主持进行了松下的销售经营全盘改革。这次改革，使用户至上的服务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松下公司再次走到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前沿。
随着经营的好转和日本参加世贸组织（当时称关贸总协定）的承诺，1967年，日本实行了资本自由化。在这一局势面前，幸之助对松下公司提出了新的短期目标：消除浪费，创造繁荣，更新观念，再度创业，五年内在经营效益和员工工资上超过欧洲，赶上美国。到1971年，松下电器的工资果然实现了“超欧赶美”的预期。
致力于社会公益
1968年，松下公司举行了创业50周年庆典。从此开始，松下公司在做生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承担社会责任方向发展。在幸之助的主持下，组建了以纪念明治维新志士为主题内容的灵山显彰会，松下公司还为“儿童交通事故预防基金”捐款50亿（分15年支付）。针对日本各地发展不平衡现象，松下公司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工厂布局措施，就是在发展不足、人口大量减少的欠发达地区设厂。尽管在欠发达地区（如鹿儿岛）设厂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却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71年，幸之助又担任了飞鸟保护财团的理事长（飞鸟文化是日本奈良著名的考古文化，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隋朝时期，财团是日本对基金会的称谓），致力于历史遗产的保存和日本精神的传承。
1973年，80岁的松下幸之助下定决心，辞去会长一职，仅仅担任顾问。但他依然没有停止思考和社会活动，恰恰相反，他对社会事务更加关心，也对经营管理有了更多思考。在他辞去会长的同时，为“社会福利基金”捐赠了50亿元。1979年，他访问中国并向中国提出了中日合资建立电子企业的设想。1980年，幸之助设立了“松下政经塾”，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型人才。1983年，幸之助又担任了国际科学技术财团会长和21世纪协会会长。1988年，幸之助向国际科学技术财团赠送松下电器株式会社股份1000万股。大量捐赠、慈善、公益活动，几乎花费了这位老人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财力；关于企业经营、国家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思考，成为他这一时期著述的主题。1989年4月27日，松下幸之助逝世。
松下幸之助的事迹，得到了世界的关注。1958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就刊登了《发明家松下幸之助》的介绍，强调他不仅经商，而且从事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研究，用不同于普通经营者的眼光观察世界。1962年2月，松下幸之助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次年，他们夫妇参加了《时代》创刊40周年的庆祝仪式。1964年，《生活》杂志对幸之助进行了报道。这些杂志特别强调幸之助的思想家、人道主义者角色，认为他是兼具汽车大王福特和牧师作家霍雷肖·艾尔杰（Horatio Alger，1932-1899，他写了大量穷小子变大富豪的励志小册子，销售量达2000万册）特色于一身的人物。
在日本，松下幸之助被尊为家电行业的领袖，一生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他先后获得日本的五次授勋（蓝绶宝章、二等旭日重光勋章、一等瑞宝勋章、一等旭日大勋章、一等旭日桐花大勋章），获得荷兰、巴西、比利时、马来西亚、西班牙等国家的授勋或爵位。作为仅仅上过小学四年级的辍学生，他孜孜不倦地著述（多数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写了大量明白浅显又富含哲理的文章。台北的名人出版事业公司编辑出版的《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达25卷之多（包括2卷访谈录，2卷学者评论）。由于他在经营之道上的不断探讨，1965年，松下幸之助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称号，1986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
用俗人的眼光看，松下幸之助名利双收，福寿两全；用商人的眼光看，他事业发达，公司兴盛；用文人的眼光看，他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经营成功的企业家如过江之鲫，而像松下幸之助这样能够进入管理思想史的企业家却为数不多。尽管在幸之助逝世后，松下公司的经营已经产生了种种问题，但是，这不能抹去松下幸之助的成就和思想贡献。正如福特公司被通用公司超越了，但亨利·福特依然被人们铭记，通用汽车陷入破产困境，而艾尔弗雷德·斯隆却英名常在一样，不管松下公司后来发生了什么，松下幸之助当初的实践和思考，都给管理学留下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名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