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可说是世界商业的焦点，但对于大多数西方高管来说，中国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与众不同，这一点众所周知。实际问题是，中国文化之不同与外界所猜想的大相径庭。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一说到中国，西方人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一探究竟的兴趣。我们的研究团队包括执教于顶尖国际商学院INSEAD的教授，专攻跨文化管理；以及一位专为西方跨公司提供关于中国问题咨询的顾问。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试图揭示与传达中国商业文化的精髓。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远未窥得其中的奥妙。
但是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我们两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在课本中学到的和一贯认为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杜撰的神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积毁销骨，众口铄金”，或者应该说“三人成虎”，更为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的直觉是对的，实事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不久前，我们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让真正的专家——实际从事跨文化经营的高管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为期12个月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对数十位商界人士进行了深入访谈。调查结果为我们撩起了三个神话的面纱，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现实问题极具价值的建议。我们先从第一条建议谈起，几乎所有外籍高管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记住，外界一向都认为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
神话 1 ：集体主义——单梁难撑房
一位加拿大籍制药业高管 （我们称其为 Bill Canon） 谈到：“被派往中国之前，我听说中国是一个极度的集体主义国家，大家都是一起工作。”跨文化文学作品无疑强化了这一普遍存在的观点，更不用说 Canon 和许许多多其他人所受到的培训了。但 Canon 还是十分明智地咨询了有近期旅华经历的人。他回忆说：“启程之前，我拜访了一位在中国居住过五年、一心热爱中国文化的朋友。我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他稍加思索，回答说：”无非是三件事：第一，他 （她） 自己；第二，他自己；第三，还是他自己。‘“
“当然，我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Canon 补充道。可是，他一到达中国，开始工作后，就意识到朋友的评价不无道理。他解释说：“个人利益至上，重于公司、社区或国家。”文化大革命中，家里人和邻居都反目成仇，中国人从中悟出，人最终能相信的只有自己。Canon 还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对年轻一代影响巨大，这些独生女子习惯于被当成小皇帝对待。除这两点外，第三个原因助长了过度利己主义的滋生：过去的几十年来，大量的人口涌入大城市，造成了家庭和社区的割裂。
现居巴黎、从事奢侈品行业的中籍经理 Wei Chen 对自己国家刚被发现的个人主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多少代以来，个人主义一直受到压制。她解释说，“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植于集体和谐。我小的时候，要是敢越雷池就会受罚，大人告诫我要‘跟大伙一样’。但我们已经靠着激情摆脱了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我们迫切地要出人头地。西方人往往觉得我们的方式有些激进。”
尽管说法不一，但实际含义却是一样的。与中国同事和业务伙伴打交道，西方高管不得不降低他们的期望值，甚至降到警戒点。正如Canon指出的：“假设在我的公司有这么个例子，某些只关心个人利益的人为了短期获利，可能批准不达标的药物。将来一旦有人患病，他们知道这可能是那些药物造成的恶果。但是，他们眼下既不会考虑将来，也就更不会考虑他人。”这为我们引出了第二个神话——中国人着眼于长远利益。
神话 2：远利主义——三思而后行
从事技术服务行业的某法国公司负责人 Frdric Maury 观察到：“在西方，我们会花时间试图预测未来，但往往预测失误；而在中国，没人考虑未来。”跨文化理论家们肯定不会赞同这一说法。但我们访问的实践者都一致认为，中国人做事的速度异乎寻常。
英国的一名物流高管 Michael Drake 说道：“我的记事本上排满了一个月前定好的约会。但对当地的许多商务人士来说，事事都是行议未定、匆匆忙忙的。”一名任职世界银行、在华工作十逾年的欧洲受访者总结道：“他们十分善于随机应变。我在中国参加的研讨会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没有一次是按计划行事的。开会前一晚事情还在变：发言人、主题，甚至会议地点。不过，最终的效果还都不错。他们相当地灵活，你也照做就是了。”
西方不是有句谚语叫“When in Rome， you should do as the Romans （入乡随俗）”吗？Marco Gentili 是一名工业机械公司的意大利籍高管，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他准确地为来中国的“入乡者”提出了这条建议：“中国人往往不经预约就突然造访。过去这种做法让我很恼火，觉得他们不尊重我的时间。不过现在，我知道我也能这么做。如果有30分钟的闲暇，我就从出租车上打个电话，顺道去拜访在附近工作的某个人。”
有时，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行为就能最有效地发挥近利主义者的作用。以回复电子邮件为例，在美国，人们一般认为，回复客户电子邮件的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在欧洲，两三天内回复就算快的。而在中国，合适的时间范围似乎短得多。正如某工业制造公司的一名荷兰籍经理 Pieter de Waart 所说：“速度就是王道。如果你发了一封邮件，肯定希望即使不是上午也会在当天收到回复。相反，如果欧洲人几天后才回复，中国人往往会很失望。”你不必当即做出完整全面的答复，只需说明第二天或以后会提供更多信息，对于多数国外高管来说，这样的邮件一般就足够了，而且不费什么事。
另一条建议特别适用于管理中国员工的西方人。再来听听 Pieter de Waart 的说法：“如果你要求员工做什么事，最好小心一点！”他警告说，“他们不会说‘那好，如果让我做那件事，手头这件就完不成了。’相反，他们会丢下手头的事，接受新任务。所以，如果你想让他们在周五做什么事，现在先不要告诉他们，把事记在你的记事本上，周四再说不迟。”换句话说，就是你必须采取‘即时’管理方式，才能与你工作处的文化相匹配。
当然，浅见和缺乏计划的策略都颇具风险。但这似乎对多数没读过大量学术文献的中国人没什么影响，他们坚持认为自己身处低风险文化中。由此，引出了我们要揭秘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