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人类面临流行病肆虐的巨大恐慌时,一个并非生物医药巨头的小企业露出锋芒。这个年净利润不过1亿人民币,却填补了中国甲肝灭活疫苗、SARS疫苗、人用禽流感疫苗等多项国内和世界空白的企业,在生物制药领域,撑起了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创新的脊梁。
值得关注的是,它是国内生物制药产业中为数不多的具备从研发到生产、销售,并打通资本市场的企业之一,而资本与科技的良性互动支持它放开手脚攻关最新疫苗。
不过,对于资本市场,这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CEO最大的心愿是:让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有机会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疫情还得靠疫苗。”眼下,面临甲型H1N1流感病毒造成的全球恐慌,尹卫东却出人意料地胸有成竹,“研发人用禽流感疫苗时建立的研发和生产平台使得我们在拿到变异后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之后,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疫苗。”
7年前的中关村,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北京科兴”。但是从研制我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开始,到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再到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以及与全球同步的大流行流感疫苗,这家始终战斗在防疫第一线的疫苗企业,不仅在国内名声鹊起,更是令全球瞩目。
“我没有什么艰辛的创业路,我个人的主线是把疫苗的事做完。原来的理想是消灭甲肝,当时认为需要近三十年才有可能达到百万分之五以下发病率的水平,现在已经基本达到了,”尹卫东对他的创业路真诚而谦虚:“但新流行病接踵而至,不做人用禽流感疫苗不行,因为你有SARS先例,不做甲型H1N1流感疫苗也不行,因为你有禽流感先例。我算不上科学家,也不是企业家,我只是做我自己想做的认为正确的事情而已。”
中国人需要做自己的疫苗
1986年,还是流行病医生的尹卫东就一直致力于甲肝的防治研究。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31万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面对甲肝的大流行,国内医药企业拿不出自己的灭活疫苗。
1993年尹卫东与外资合作成立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但是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昂贵,而且研发周期长,需要不断注入研发资金,公司一度无法落实经费。
1995年前后,国外厂家的甲肝灭活疫苗高价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有人在学校一手拿着美国进口的甲肝灭活疫苗,另一手拿着国产甲肝减毒活疫苗,问家长要给孩子打哪种,几乎所有家长都选择了美国进口的甲肝疫苗。“这个场景深深刺痛了我。难道我国就没有能力为我们的孩子生产出与进口疫苗同样安全有效的疫苗吗？”尹卫东立志要研发中国人自己的甲肝灭活疫苗。
1996年,尹卫东开始了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合作研制甲肝灭活疫苗的工作,并被纳入国家科委“九五”国家医药科技攻关计划。1999年12月甲肝灭活疫苗通过了科研成果鉴定并获得新药证书,填补了国内空白。
2001年,尹卫东与北大未名集团合作,带着项目和人马进京,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注册成立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7月,甲肝灭活疫苗成功上市,取名“孩尔来福”,使中国的甲肝灭活疫苗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成为历史。现在孩尔来福已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稳固市场,并开始在全球多个国家注册,已开始实现出口。之后在短短4年,北京科兴又将我国首支自主研发的甲乙肝联合疫苗和唯一不含防腐剂的国产流感裂解疫苗推上产业化道路。
2003年,SARS爆发,在市场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尹卫东主动请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成研发疫苗的联合课题组。2004年12月,SARS灭活疫苗通过一期临床研究后,全部封存,北京科兴颗粒无收。实际上,新疫苗带来的直接损失并不大,损失最大的实际是甲乙肝联合疫苗和流感疫苗生产线停用造成的机会成本巨大。
2004年3月初,北京科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开始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和SARS疫苗一样,这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项目,但尹卫东认为,“没有疫苗,一旦禽流感大规模暴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我们封闭大门,我们更不可能期待别国的疫苗支持。”。2005年底,当全球关注禽流感疫情,我国也出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时,科兴宣布已研制成功人用禽流感疫苗,并完成了临床前全部研究工作。
对于为什么在疫苗研发上冲在国企前面的提问,尹卫东显得很激动,“我根本不想跟国企比,SARS来了,这是中国人的事,自己身上的病,我要把它治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要努力以最快速度做疫苗防治疾病流行,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重要。”
就是这样一家注册资本一亿多的中小型企业,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却频频来访。考察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与生产情况。温家宝总理曾在视察时评价他们,“总是战斗在防疫的第一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