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2岁的加拿大克林顿镇老妪艾丽丝·门罗竟然没有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长途—她出门去了女儿家并且还睡着了。瑞典文学院的秘书以为，作家们在这一天都有足不出户等电话的习惯。 这位笔耕逾半个世纪的女性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艾丽丝·门罗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也成为了加拿大首位诺贝尔文学奖折桂者。 在门罗得奖后的次日，她的好友、74岁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英国《卫报》撰文称，“门罗女士获得诺奖的道路并不平坦，她的写作建立在一种长期的‘失败’之上。”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另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 在获奖之前的多年，门罗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西方评论界曾视她为那类崇高的但可能得不到诺奖的作家，这是一个很卓越的类别，其中包括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当然还有契科夫。终于，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让艾丽丝·门罗成为遗珠。 漫长的写作排练期 门罗的人生堪称一个家庭妇女的文学逆袭。1931年，门罗出生于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休伦县温格姆镇—该地日后成为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 与契诃夫类似，门罗的幼年生活不太幸福，她的父亲从事狐狸和貂的养殖，母亲是一位乡村教师。9岁这年，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家境清贫的门罗在上学期间，做过女招待、烟叶采摘工和图书管理员。 西安大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让门罗有了机会及借口“逃离”这个家庭。“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无法自己穿衣服、自己梳头发。人们年轻的时候，想象不到残废是种什么样的感觉，觉得总会想到办法克服难关。但当我年纪渐渐变大，我能想象到那种情形，也开始同情母亲。”2012年门罗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这样回忆。 两年之后的1951年，年仅20岁的大二女生艾丽丝便选择了退学，嫁给了她的同学詹姆斯·门罗—只因“他愿意带我去西海岸”。 这些经历，可以在国内目前唯一出版的门罗短篇小说集《逃离》中找到影子。在以朱丽叶为主人公的三个短篇小说里，朱丽叶逃离女校教职去追随偶然结识的渔夫，她的父亲逃离原有的生活去做农夫，她的女儿骤然离家，弃她而去。 叛逆的结果是寂寞。婚后的第二年，她的大女儿出生，随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不过，二女儿在出生后不到一天便不幸夭折，1966年又生下第四女。对于门罗而言，这种生活有着令人窒息的氛围。
婚姻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生活环境的变迁。婚后的她跟随丈夫离开安大略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们先在温哥华居住，1963年又到了维多利亚市，并在那开了一家门罗书店—该书店目前仍在经营。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门罗太太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她会忙里偷闲，趁孩子睡了，或者午睡，或者不用照看书店的任何机会，写上一句半句，“我不会打桥牌，不会打网球—这些很多人都在学习的东西。我很羡慕，但是觉得没有时间学，不过我总有时间望着窗外。” 在日后的回忆中，门罗表示，作为苏格兰后裔，家族几乎每一代都出过作家，所以她得出结论，“苏格兰人无论多贫困，最无法放弃的就是阅读本身”。 在门罗所处的时空中，要诞生一个文学之星的几率近乎于零。“乘孩子们午睡时写作是很难的，我不敢讲这个大话，现在的女人恐怕也做不到。这是我年轻时最艰难的地方。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挺不错，因为那时我并没真正做好写作的准备，只是‘排练’而已。” 门罗最初的写作举步维艰，在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前，她无数次给出版商寄出小说手稿，这些手稿都在几周后被退回到她的邮箱。 这些经历让她变得不那么自信。1994年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她表示，好在以前和文学圈不熟，不然，她可能被那些高谈阔论吓得不敢写了。 “真正的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常常写不好。我也经历了写作的‘学徒期’，提笔最初我从未想到会如此困难。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关于‘寻找加拿大文学’的激烈讨论，多伦多那些关注的目光，将我从困境里挽救出来。”门罗在《纽约客》的访谈中称。 直到1968年，37岁的她出版了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这本迟到的作品让她摘得了加国最高文学奖—总督奖。这一年，加拿大国内的女权运动正处于高峰。 1972年，离婚之后的门罗回到了出生地安大略省，成为西安大略大学驻校作家。当时的门罗偶尔会穿梭于各种舞会，在这样的舞会里，男人和女人相互暧昧而不必谈婚论嫁。四年后，门罗嫁给了杰拉德·弗雷林，弗雷林是她大学时的老友，两人重逢时喝了三杯马天尼，之后便决定结婚。 门罗的现住处克林顿镇是一个3000多人的小镇，是弗雷林的故乡，离门罗的出生地温格姆也很近，她笔下的不少故事均以温格姆镇的人事为原型和背景，并从中榨出各色人等皮袍下藏着的内心黑洞。 远距离地观察一切 中国文坛一直高度崇拜长篇小说，写短篇的门罗因此长期被忽略。如果没有在2009年获得国际布克奖，她的作品或许仍不 会在国内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入围国际布克奖的作家包括2001年诺奖得主奈保尔和2010年的略萨。 在国际文坛中，门罗的地位早已确立。1978年，她的第四部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再给她捧来了一座总督奖，1986年的《爱的进程》则为她带来了第三座。上世纪80年代起，每隔几年的短篇小说集为她带来世界级声誉。 除了1979年到1982年间，门罗大部分时间一直隐居在克林顿。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门罗曾随首批加拿大作家代表团到访中国，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曾与其见过面。 “她是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人，有意选择不和文学圈子走得太近，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她也没有出现在电视上，只接受了有限的几家媒体访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制作人梁彦这样形容，她为上海九久读书人翻译了《巴黎评论》的门罗访谈，这篇两万多字的访谈即将在国内出版。 门罗的创作基于其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她对人性的感受，“她的作品有着很强的浓缩性，每一篇四五十页的短篇，让别的作家来写，也许能敷陈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83岁的翻译家李文俊在《逃离》的译后记中这样写。 2008年，门罗长女西拉出版了一本写给母亲的传记《母女的生活》，在书的扉页，西拉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说出全部真相，委婉地”。 在书中，西拉写出了一些外人不知的作家母亲的写作生活，“我母亲没有参与任何文学社团……周围也有她尊敬喜爱的作家，但她没出去和他们交朋友……原因之一是她很看重自己的工作，整个写作过程那么微妙不确定，她得全力保护，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以作家的身份惹人关注。” “作为一位艺术家，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超然氛围，她远距离地观察一切……试着获取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西拉说。 “来自内心的呼唤” 早在1996年，美国知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时报书评》评论门罗小说时说，“来自内心的呼唤”始终贯穿在她的作品之中，这种呼唤使其作品具有回首往事和自传的特点。 尽管门罗本人多次否认自己作品的自传性，但厄普代克的论断仍深具眼光。门罗的早期创作多为女性成长主题，故事人物是一些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1971年出版的《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就被认为是以门罗自己的生活为模型写作的。 50岁之后，门罗开始爆发惊人的创作力。她笔下的人物也变为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有着欲望和遗憾、强大和软弱。 在1990年出版的《我年轻时代的朋友》一书的短篇《不一样地》中，门罗通过一位中年妇女对往昔的追忆，描写上世纪中叶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对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个体在道德转换过程中所付出的痛苦代价，其中不无门罗自己的心影。 进入新世纪之后，门罗的写作非常稳固，通常是有新作先在《纽约客》刊登，之后结集成书。她最新的自传体短篇《亲爱的生活》便是如此。 该书是打开门罗作家生涯大门的一把钥匙，她自己称它们是“关于我的人生，我要说的最初与最终的话，也是最亲密的话”。小说集内的前十个故事回顾了安大略省的小镇风情，而最接近传记色彩的四个故事保留到了最后。在这些小说的最后一段里，门罗这样写：“母亲生病临终之际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出席她的葬礼。当时两个孩子还小，在温哥华无人可以替我照看他们。我们几乎付不起旅费，丈夫又一向鄙弃正统的礼数，但为什么要怪他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说过一些不能被原谅的话，也说过我们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瞧，屋子里的大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三位女性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们分别是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7年的多丽丝·莱辛和2009年的赫塔·米勒，这三位得主的一个共同点是作品中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 与这三位女性作家相比，门罗的小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如果要硬抠政治的话，她作为苏格兰后裔的族群身份，会时常在她的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但这种身份政治，也只能算是一种小政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撰文分析。 门罗最喜欢的作家是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韦尔蒂终身未婚，深居简出的她，从16岁起就一直住在美国的南方小镇，她的小说永不厌倦地描写着美国南方小镇里的生活。 门罗也永不厌倦地写着加拿大小镇的生活，“门罗小说提到的小镇是加拿大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最早的拓荒者、移民群体的延续—有自成一体的文化习俗，小镇文化之于加拿大，就像美国南部对于整个美国的感觉，是加拿大特色的一部分，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加拿大文学的特色，但门罗是从加拿大的根儿上出来的。”陈晓明说。 与韦尔蒂类似，门罗擅长把庸常生活中那些细碎的裂缝写得心惊胆战，一次地下室漏水留下的是斑驳泥泞的人性，她似乎不经心地一指：“瞧，屋子里的大象。” 门罗小说的多数主题是典型“门罗式”的：爱、秘密、背叛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质，文字简约精当，往往于细微处见精神，像《逃离》里的中年妇女，无处可逃。 “有时候，门罗的故事让人觉得画布很小，时间通常局限在人物一生，地点不脱她熟悉的安大略小镇，人物勉强可以坐满一张普通餐桌，好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类似的人物、情节和时空背景，固定的几位演员在那里走换，电影开始你觉得已经看过，而且不止一次，一旦开始情不自禁又陷了进去—有意思，你告诉自己，看完了只觉若有所思，回味无穷。”台湾作家张让说，张让是台湾出版的两本门罗小说《逃离》（台译本书名为《出走》）和《感情游戏》的译者。 在2009年参加国际作家节时，门罗在与英国作家黛安娜·阿西尔一起畅谈自己的写作时这样说：“一个故事并不像一条前后延伸的公路，可以将人们带往某处……它更像是所房子，你进去，然后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房子里。每次回去，这所房子—这个故事，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包含更多内容。它有一种自身的存在感，一种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仅仅为迷惑你或者给你提供落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