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偶然看到两则典故，一则说孔子的一个学生颜回，因为安贫乐道、恪守本份而得到孔子的赏识；而他的另一个学生樊迟由于向孔子请教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被孔子斥为“小人”；另一则说孔子把学生分为不同的等级，严格地“因才施教”，不同“级别”学生间的交流也不多。
孔子“明贵贱、贬同异”的等级思想可见一斑。在他眼中，人与人是有严格的身份差别的，每个人安分守己，社会才能井然有序而不至于陷入混乱。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哲学家ChWMorris，他在《记号、语言与行为》一书中说，身份，作为人类社会组织活动形式的反映，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符号。我习惯将此作为关于身份的中性诠释。那么，孔子显然就有些偏“左”了。
一个社会成员存在的意义与行为方式，虽然与其所处的阶层相关，但是如果把对一个符号的认识，与对个大活人相对等，虽然是有失妥当的。回首中国民营企业主的身份与心路历程，可谓艰辛有加。多少年前当他们还是广受批判的对象时，社会对其的认识，便是从符号的角度出发的，如今他们被视为中国经济核心力量的群体，则更多的是从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参与角度来说的。
当从一种符号、一个标签、一副脸谱的阴霾里走出来，民营企业家可以与社会各个阶层相互辉映与交融，可以当选为两会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可以像广东中山的何伯权、梁伯强、胡文章一样站到大学讲坛上慷慨陈词，更可以到农村投资建厂与农民兄弟同甘共苦，与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提到的中国社会“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不同，这更是一种社会共融的标志。
如果孔子在世，且恰有机会作一次儒商、改行过一把民营企业家的瘾的话，我想“孔氏企业”的内部制度与规则肯定将是非常完善、异常条理的，至少激励与制惩措施清晰有加——好员工会被孔老板称为“君子”，而“不安分”的员工则会被骂为“小人”，然而也正是这种中规中矩，将扼杀企业的生命力，因为一个闭门造车、等级森严且寡于与社会各阶层交流的企业，很难想像能熟悉市场、了解客户的需求。
笔者自然不敢像前些天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的“惊世名言”一样拿孔子开涮（当然张颐武也可能是被抓了小辫子）；既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物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很难跳出“以名为首”和“使名自命”的囹圄，我想表达的与倡导的是，企业界、学界、社会公众之间有无一个促膝交融的一个互动机制，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健康与否的标志之一。
这一互动与共融的“度”的把握，却也不失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大考验。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即官道；黄代表商道；黑代表学道。三道泾渭分明，互不攀比，即使中途改道，也将严格恪守新道的游戏规则。遗憾的是，不少中国民企业主三道都想试水，结果“弄湿了鞋”，得不偿失，甚至锒铛入狱。
孔子作为“学而优则仕”的鼻祖，身上这一习气自然更浓。他原先一门心思从政，正如宋代张横渠所言，孔子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当他仁途不畅，人老而梦不能圆时，毅然弃政从教，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意境中颐养天年。这当中客观的成份虽然不小，但仍然值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学习——虽要与社会各阶层相互交融，但不宜舍本逐末、这山望着那山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