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被称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李克强经济学’的展示橱窗”，受到举世瞩目。然而9月29日的正式挂牌仪式却有些过分低调，这多少让一些人失落。 而第二天正式通过媒体公布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则进一步加深了热心改革的人士的怀疑和悲观，这份涉及16个行业门类、包括近200项内容的外资投资限制清单显得十分小心谨慎，除了之前已经讲的很多的金融之外，突破甚少，很可能令该试验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十一”长假期间，有一则据说是香港媒体的报道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被广为转发。文章的大意是：作为一次大胆的改革尝试，上海自贸区尚未起步就在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下受到重挫，而那次简陋的揭牌仪式和保守的负面清单正是这种挫折的体现。文章因此预计，未来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不会取得多少实效，很可能沦为又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深圳前海。 由于这种解读很好地契合了目前在国内流行的阴谋论思维模式，加之它的结论也相当符合国人近年来耳闻目睹的改革困局，因而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然而，它是站不住脚的。 在我看来，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在于探索和实践，它的模式一举扭转了近年来一举被“异化”了的遍地开花的“特区”，这种异化也是所谓“特区不特”的根源。而其抓手便是“负面清单”。 我们时常能耳闻，某个书记或县长、市长、省长为官一方，造福当地，百姓感恩。若仔细审查一下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那么最常见的故事便是：他凭借个人的特殊人脉资源从他的上一级政府那里谋求到了一些特殊政策—想象力一般的多半是打税收优惠的主意，而时下最新潮的则是弄到一两项特别的金融市场（或工具）许可证。再有就是引来一些别人很难弄到的资源，特别是中央级项目和集中的资金投入……总之，在眼下的中国，要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仿佛主要是要靠争取被上级允许做一些别的地方不准做的事情。这就是目前许多地方争办特区的动力所在，换一种更加学术的说法，现在的所谓特区，即通过对某一项（或多项）政策的排他性的垄断，构筑一个对某些社会资源具有特殊诱惑力的高地。 然而，这种画地为牢式的“经济特区”，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件有益之事吗？它的功能究竟是对外“辐射”和“带动”还是向内“抽吸”和“攫取”？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沿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历程回溯到最初的源头，去找回特区未经异化的原初意义。当年邓小平设立经济特区的出发点是十分明确的：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些地方在资源条件（比如更接近海外市场的沿海省区）和人们的观念意识方面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容易接纳和消化一些新的探索、甚至冲击，因此需要靠这些地方的先行尝试来积累经验教训、取得收获和提高，进而带动全国一起发展。至于所谓“特殊政策”，他给得最多的其实只是不轻易说“不准”而已。我记得邓小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胆试、大胆闯，试下来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 因此，在他眼里，特区就是一片单纯的实验田，是一种过渡形态，而且伴有不小的风险，这一点如今已经被许多人忽略和淡忘了。虽然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曾经公开感叹：自己深为没有早一步把上海列为经济特区而后悔，但他当初的这种犹豫在逻辑上是不难理解的—作为承担着全国1/6财政收入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搞特区，那会是一个大到几乎无法承受的赌注。而深圳，之前不过是一个蛮荒的边陲小渔村罢了，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赌注。 当然，只要有这样一片充满新奇机遇的处女地，就一定会有敢冒风险（同时意味着高收益的可能性）的人前去耕耘；成功者多了，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和投资流向特区；假以时日，它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块资源高地。但我认为必须要区分清楚的一点是：当年的特区—最典型的如深圳—之所以成为这种高地，是在风险和不确定中大胆探索的结果；而不像时下的这些特区，是为了有意识地筑起一块这样的高地而人为地设置排他性的政策壁垒。时下的这种特区，不是在为后来者探路，而是在垄断某种特殊利益。 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特区”，从性质上说就是30多年前的深圳。现在，中央和李克强总理对上海自贸区的期待非常清晰，就是通过探索和尝试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规模的“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管”法治化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并推广至全国，这才是30年前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特区”构想的原初目的。尤为醒目的是，中央对上海自贸区还设定了明确的时限。 而所谓“负面清单”，意思就是只要不明确禁止的就都可以做，它的管理模式完全颠覆了中国政府过去那种“我不批准你就不能做”的管理模式。作为一项根本性的变革，它未来一定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因此一开始谨慎保守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必须看到，这一份“负面清单”是会不断变化的，变得越来越薄、内容越来越少。然而，就像当年邓小平的一句话一样，这仅仅是一块可供改革过河来摸的“石头”，至于它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效应，归根结蒂取决于人们的探索。 其实，邓小平的名言“大胆试、大胆闯”就是当年的“负面清单”，只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尚未有目前的法治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自贸区不需要高调，也没法高调，因为就像当初的深圳一样，谁也不知道它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它所能够取得的成就，则几乎完全取决于改革者有多大的勇气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