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各界纷纷举行纪念活动。结合当前国内外政经大势，本次纪念活动意义尤显深远。
习仲勋是中共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更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先驱人物，作为推动广东在全国率先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他被认为是党内改革力量的主要代表。70年代末，正值群体性偷渡香港风潮的爆发期，一些领导把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而正是习仲勋同志深入调查后明确指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他明确禁止采用手铐、捆绑等方法对待被抓获的外逃者，不准歧视、虐待这些人：“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要把他们统统放走。”而此后，他更是以极高的胆识与勇气推动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提出“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而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习老常驻深圳，把深圳当作第二故乡，将自己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永远联系在一起。 公众对于习仲勋抱有良好清新印象，是因为终其一生，不论是在他革命生涯的前期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晚年创建经济特区、勇做改革先驱，他始终对极“左”倾向保持充分警惕，并善于深入群众，体恤民情，纠正极“左”偏差。正如习老晚年这般总结自己“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如果对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风风雨雨稍作了解，就可体味到这句话的分量。除了推动特区建设，在其他领域改革方面，习老的一些思想到今天更显珍贵，比如据曾与他共事过的老同志高铠回忆，在80年代从广东调任中央、主持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时，习仲勋再三讲到“保护不同意见”的问题，并考虑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而这也正是基于他的切身体会：“我们天下多少‘反党集团’，我经历过十几二十个，有中央的、地方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结果被搞成了‘反党集团’”。可见，他对法律如何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十分重视。 实事求是讲，在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与当年习老在深圳调查偷渡潮时的中国相比，今日之中国让人心生沧海桑田之感叹，经济腾飞、国力强盛，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老早年投身革命的理想，可以说几近完成。不过，与国力强盛相伴随，当国民收入渐进“中等收入”阶段，一些社会问题也在累积：比如有些地方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显严峻。这些，经济学家吴敬琏用“临界点”三字形容之。 而习老当年参与开创的改革事业，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原因，前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所伴生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然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使得国企改革，土地制度、简政放权等等硬骨头始终没能啃下来。更有，某些旧意识形态禁锢始终存在，甚至画地为牢宣布自己成为改革禁区。改革带来了社会多元化，也滋生出种种消解改革的阻力，一时间，“改革进行不下去了”，“要不要改革”，“究竟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等等杂音困扰着中国这艘大船。 中国究竟要往何处去？毋庸置疑的是，百年来数代先辈们孜孜以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需要我们这代人接力传承。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整装再发之际，在此时此刻纪念习老、学习习老，自当学习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和视民如伤的情怀，学习其对国家对民族抱持的坚定责任感。 值得关注的是，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开国元勋后代等诸多重要人士悉数参会。这说明，在关键时刻，同心协力、凝聚共识，接力传承先辈未竟的事业正成为行动自觉。而这，才是对习老最好的纪念与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