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NEA中国董事总经理蒋晓东
做医疗健康的投资人，注定人人都要学巴菲特。
“就像教育类企业，医疗健康企业也很难爆发性增长。”NEA中国董事总经理蒋晓东说，从5年、8年这样的周期看，医疗健康领域会有比较好的回报，但要求企业以每年一倍两倍的速度增长，“那是自毁长城的事情”。
即使在欧美成熟市场，NEA也是一只相对特殊的基金。其全球管理的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中，45%投向高科技，40%集中在医疗健康领域，而剩下的份额则面向新能源领域。
“同时做科技和医疗投资，能覆盖到一些交叉学科”，比如基因测序技术等。但同时也会在管理上产生很多问题，高科技和医疗健康“完全不一样的两群人”，无论是在投资方式还是在回报水平评估上都不太一样。“但我们在这个层面已经积淀了30多年的经验。”蒋晓东说。
尽管NEA目前国内的医疗健康投资并没有成立专业团队，但早在2005年，NEA和新加坡EDB就共同投资了BioVeda（百奥维达）。以在中国孵化“世界级的生物科技和医疗健康公司”为目的的BioVeda是NEA的子公司。
四大投资领域
《21世纪》：医疗健康投资目前是个热词。在美国，这个大的范畴内会有多少个投资领域？
蒋晓东：医疗健康在美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首先是医疗服务，比如医院。在美国，投资主要集中在专科医院或者康复机构、养老院，大型、综合性医院投资很少。NEA在美国的该类投资案有三四十个。
第二类是生物制药企业。这种投资的周期会比较长，一般在10年左右。即使有些上市制药公司，都可能还处于二期临床阶段，还没有可卖的药，要拿着上市融资所得去做三期临床。
第三个主要投资领域是医疗器械。NEA美国在这块走得比较早，包括微创技术、心脏支架、导管等的企业，我们投了六七十家。
最后一个领域是医疗IT，也就是说用于医疗的IT技术。比如Electronic Healthcare Records，是做电子病历的。原来手写的病历在医保过程中处理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出现失误。我们投的一家公司叫WebMD，已经在纽交所上市了。
《21世纪》：您刚提及的这四块，目前的投资机会如何？医疗也是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中很重要的一块，这对医疗健康投资有怎样的作用？
蒋晓东：医疗器械领域在美国一直都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但硬币的另一面却也是，很少有企业能够独立做大去上市，90%以上的该类企业都会被像强生、GE这样的巨无霸企业收购。
医院服务体系也如此，30年前有30年前的机会，今天有今天的机会，医疗服务需求是相对刚性的。美国医疗服务市场也在一直发生变化，模式也在不断革新，从早期更多依赖医生个人的经验能力逐渐演化成目前科技介入越来越多，这使得建立一些品牌去做些连锁机构的机会慢慢浮现出来。
我们投资的医疗IT企业，是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企业。不光是卖软件、做解决方案，也会把电子病历在线化，使得医生、病人、药剂师等人根据需要可以在网上看到不同的内容。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用技术来适应、改造和提升现有流程的效率，把HMO（Healthcar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健康管理机构）、医疗服务组织和病人关联起来。奥巴马上台后，强调将对医院信息化加大投入。这在美国已经成为瓶颈问题，导致医疗企业效率低下、成本很高。所以这一块也会有机会。
《21世纪》：医疗健康和教育，是公认的两个抗周期的行业。在经济危机的宏观状况下， NEA是否认为存在特别的投资机会？
蒋晓东：比如在制药领域，经济波动会产生新的投资机会。像礼来、罗氏这样的大企业，他们的产品线很广，在遭遇经济波动时他们就会进行战略调整，舍弃一部分而保住另外一部分。比如有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他们就有可能不想做了。这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个产品线以及相关的团队都卖出来。
全球的医疗健康市场也是在发生快速变化。以药厂为例，大型医药企业的并购将会愈演愈烈。以前很难想象，像Genentech（基因泰克）这样的企业会被罗氏制药收购。大型医药企业已经逐渐演变成为营销型企业，拥有庞大的营销体系，但其生产线上能看到的未来的好药原来越少。对于这类企业而言，研发费用高昂而且不那么有效，因此他们会向外去寻找研发力量。但这也给我们创造了投资机会。
中国机会
《21世纪》：在VC、PE领域，中国的很多投资往往依据美国经验。全球医疗健康市场的快速变化比如并购浪潮，以及医疗健康机构根据宏观经济做的一系列调整，是否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机会？
蒋晓东：仿制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今后5-10年间，美国会有大量专利过期，其市场规模为500亿到1000亿。以前美国政府是不支持仿制药的，但仿制药大量出现的趋势看起来势不可挡。美国药贵、很多人看不起病，美国人每年的医药开支在4万美元左右。
专利过期对于中国就是个机会，把美国和欧洲的专利过期药拿来在中国生产、研发，尽管配方不变，但是对服用次数、口感等的改良还是可以做的。到时候再出口到欧美去，打自己的品牌。由于不需要再付专利费，我们有更便宜的成本，甚至60%、70%的生产原料也在这里，中国企业非常有优势。
印度在这方面比中国早走了一步，那里已经有很多仿制药的企业了，能做到几十亿美元的销售规模。
中国如果有企业可以做这件事情，不仅有商业利益，而且对国家形象也有大的提升。事实上中国不做这块很亏，比如青霉素中国以前出口的都是低端原料，在美国加工、包装之后再卖回来就是十几倍的价格。做原料是按斤卖，做制剂是按颗卖。
《21世纪》：但您刚才也提到，印度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如同IT外包，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是否意味着中国很长时间只能处在印度下端？
蒋晓东：我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全球市场很大。中国13亿的人口而言，就是个庞大的市场。
另外没有一个国家、大的制药企业，会把制造资源只放在一个地方。万一印度出现了任何层面的问题，无论是公共安全或是其他，怎么办？
尽管印度走得比中国早，但中国仍然有自己的机会。从FDA的行为就可以看出，去年11月19日，FDA在北京开了除美国本土外的第一个办公室，而其在上海、广州的办公室也将陆续启用。这说明了他们对中国的重视，中国该市场的成长非常快。
医改机遇
《21世纪》：很多人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仿制药为主。而真正有价值的新药研发很少，这是为什么？医改之后是否会有所改观？
蒋晓东：原来的经济环境，不支持药品企业做新药研发。
原来大家都在做仿制药，因为很多国外企业不认为在中国需要申请专利，过了一定时间之后就不能申请了，所以中国企业就拿来做了。仿制药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因此一部分企业没有动力去做尖端研发这块。
而即使有能力，此前由于药监局的监控体系不健全，也不支持新药研发。比如一个药一批就是100家，这使得所有企业都无法赚钱，只能陷入到价格战中。对新药研发的投入是需要赚出来的，如果一个药研发出来没有钱赚，怎么能让企业有动力去做新药研发呢？
《21世纪》：这是否决定未来会有制药企业的投资机会浮现？
蒋晓东：未来两种类型企业可能会有机会，一种是有自己的研发和创新能力的。
另一种则是比较有品牌的，那些打了很多年广告的企业。普药、OTC随着医保覆盖度的增加、用药量的增加，这些企业在招标中中标的机会就会大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制药企业的集中度也会越来越大。中国制药企业目前的集中度是很低的。
而那些既没有品牌也没有技术，此前一年做几个亿度日的企业以后就会越来越难过。
《21世纪》：与美国相比，国内此次的医改是否也会促使中国的医疗服务、医疗器械以及医疗IT投资机会浮现？
蒋晓东：我认为中国有机会出现比较综合性、成规模的医疗器械企业，现在该类的企业都普遍比较小，销售规模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民营企业很少。但是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市场上尚没有像强生、GE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可能对整个行业进行整合的。
之所以说有机会，与中国市场的特点有关，中国中低端医疗器械市场仍然存在庞大需求。另一个原因是此次医改之后会刺激大量的政府采够。在中低端、大量使用的诊断设备方面，由于政府采购以及与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加，可能浮现出大的企业。第二个投资机会，是在医疗器械耗材方面会出现好的商业机会。
医疗服务从长远看肯定是会有机会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医疗服务市场，不管今天还是明天都有机会，该领域的现状是服务水平、服务效率都有待提高。此外中国有足够大的人群，细分市场总有发掘机会。我以为政府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把专业化、中高端的资源实行社会化配置，是解决现有看病难问题的关键。
电子病历等医疗IT也是同样的状况，长远肯定有机会。短期内的机会不是取决于技术水平，而是取决于整个医疗保险制度的成熟。而医疗保险制度的成熟在中国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无法让医院、保险公司和病人三方受益，单纯由医院去建，这样边际效益不高、成本又很高。由此在美国占据重要位置的HMO机构，在中国短期内可能只能做体检等前端服务。因为HMO是以保险为核心的完整健康管理。
《21世纪》：目前民营资本已经介入一些专科医院了。从投资人角度看，什么样的企业有投资的潜力呢？
蒋晓东：从政策角度看，要促进民营、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首先要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医院的角度看，一定要有长期的观点，而不能只追求短期利润。医疗健康产业，第一追求的肯定是品质和品牌，而品牌又源于品质。这种品质又不是像快消品那样通过大量投放广告可以达到目的的，长期是靠服务，而短期是靠医疗资源的聚集。
作为医院的投资人或股东，抱着怎样的观点去做这个医院，直接影响到这个平台最终会做成什么样的东西，会否有优秀医疗资源集中到这个平台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