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把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审视，可以发现他们集体的弱点及面貌。
我对百年中国公司史的关注，最初是被万科的王石勾起来的。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很快，这一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最频繁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体是清末胡雪岩、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实在很难从这些商人事迹中寻找到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它们更多是传统农业社会及官商文明的产物。那么，中国企业家的生命基因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追源？
后世史家常常喟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两个国家——美国与日本——也刚刚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在当时，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人的城市为141个，钢铁产量还不足100 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购买机器、投资建铁厂。1871年， 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胡氏家财2000万余两，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那么，百年之后，为什么摩根仍在华尔街，而“红顶商人”已成江南旧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几乎就在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时，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正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家纺织工厂的出现，都与中国十分接近。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比美国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国公司的衍变，最让人唏嘘的是，它的演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体的轮替所打断，根据我的计算，几乎每隔3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过去，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也显得十分的暧昧。根据黄仁宇的看法，“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1911-1949之间，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也许从三十年来看，我们取得了无人可比的商业奇迹，不过，如果把历史的宽度拉开，我们的骄傲会削弱一点，而不安和忧虑则会加重。王石在数年前的那道追问，会不会成为一场商业反思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