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方培林最近的表现有些反常，就在其他民营企业、担保公司的老板们为申报“小额贷款公司”四处奔波时，他却稳坐办公室无动于衷。
作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是新中国第一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的主人。方培林和众多温州企业家一样，一直在尝试着拓展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被认为是“玩钱”资历最深的人士之一。
今年5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在方培林看来，这对有30余年“草根金融史”的温州而言，是一次规范民间金融的“伟大创举”，是“收编”民间金融的最好契机。
然而，随后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的地方政策，却与方培林的心理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7月份，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小额贷款试点，紧跟着温州出台了具体的操作规程。温州市金融办要求，每个县（市）只能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或2亿元，只能属地放贷。
“设置高门槛，这不符合市场要求”，方培林说，小额贷款公司综合了之前温州“会”、“钱庄”、“信用社”等民间金融优点，应该放手让它们遍地开花、充分竞争，这样才能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平抑高企的民间利率。
“否则，事实将会证明，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失败在所难免。”方培林认为，地方官员在理解中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偏差，“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用管理银行的方式来管理小额贷款公司，否则必将出现低效和没有吸引力。”
民间“会”转型
“具有互助性质，向生产经营领域延伸”
方培林说，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苍南县钱库镇成为温州比较着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生产、贸易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资金需求，但经营者很少能从银行获得贷款，而一些农民手中的大量闲散资金却没有出路。
于是，一个民间互助性质的“会”孕育而生。方培林说，与小额贷款公司化运作、只贷不存不同，“会”一般由资金供应者和需要者组成，以 “村规民约”方式运作。
“会”通常由一个“会主”和十来个会员组成。每次定期聚会时，每人每次携带约定的资金，轮流交给其中一人使用，“会主”得第一次会金。其后，会员按照一定规则确定得会顺序，最后一位会员会金（本金加利息）所得最多。
在“会”内，由会员商定轮会顺序，称为“轮会”；由于各轮会金不同，于是采取抛甩子“摇会”；“摇会”难以使利益最大化，于是采用招标，谁出的利息高就给谁，叫“标会”。之外，还有“退会”、“押会”、“千会”、“转会”等十多种，都属于前三种基本形式的派生物。
“会”的成员可多可少，一般以数十人居多。每个“会”最短几个月到一年，最长的101个月。“会”的金额规模有千元会、万元会，乃至数十万元会。其利息比市场利率低，一般按顺序先后的实际利息差别，先得会者实际利率高。
方培林说，随着市场资金需求的放大，“会”的规模已经难以承接市场需要。
于是，一些充当借贷中介人的“银背”开始活跃，一般收取一定数额的手续费或按成交资金比例提成。后来，“银背”开始买断资金使用权，相当于“地下私人钱庄”，一般以月息2％－2.5％“吸储”，以2.5％－3％放贷，从中赚取利差。据调查，当时瑞安市莘腾区30个行政村，平均每村有一个 “银背”，总信贷规模接近当地银行、信用社的信贷规模。
“与小额贷款公司不同，‘会’和‘银背’是建立在‘村规民约’基础上，交易成本低、运作简单高效，但也存在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方培林说，后来一些“会”的会金被会员用来放贷，使“会”成为一种金融中介组织，出现了多次“倒会”事件。
1986年，温州乐清、苍南兴起了一种民间互助资金热，在当地称为“抬会”、“排会”，它以“高息”为条件吸引群众入会。但一年后，因为资金链断裂，“抬会”发生集体性雪崩，一个案件就波及十多万人，一度引发民间借贷的信用危机。
于是，地方政府针对“抬会”、“地下钱庄”进行了多次整顿打击。
“私人钱庄”探路
“可吸储也可放贷，具有商业银行雏形”
如果说，“银背”是民间金融中介的初级形式的话，那么此后公开挂牌的“私人钱庄”就是“银背”的进一步发展。
方培林说，当时国有银行少，且是8小时上班制，然而企业、经营业主随时需要到银行存钱取钱。他们把钱收回来，捆在腰上，睡在床上，又怕小偷。这样的客户，就是私人钱庄的客户。
1984年9月30日，经苍南县钱库镇政府批准，由方培林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就在钱库镇横街29号他自家屋里开业。方培林说，与小额贷款公司不同，钱庄可吸储也可放贷，“是现在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的雏形。”
然而，从诞生之日起，方兴钱庄注定面临坎坷。
方培林说，钱庄一直在“同意试办”、“先不试办”、“可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允许试验，下不为例”、“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业务”、“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等一系列领导的指示、口头表态和亲笔批示的矛盾对立中行走。
“这时，中央力主改革的力量，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方培林说。
1985年夏天，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外联络处处长的王岐山，背着一个挎包风尘仆仆来到钱库。据方培林介绍，当时王岐山说，中国金融体制要改革，需要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方培林把这个搞起来，等于就是把民间地下金融引导到了地上来，落入了国家管理的事实。”
1986年，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这令方兴钱庄一度陷入停业。
然而，在温州市、苍南县主要领导“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支持下，1986年12月，方培林挂出“中国温州实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随后，“方兴钱庄”存贷款曾一度比较红火。
与国有银行不同，方培林将传统的“以天计息”改为“以时计息”。早上钱庄开张营业时，往往手头无资金，因为客户早上存款和下午存款同样是一天计息。于是，他就改为以12点为准，此前当天计息，此后则以次日计息。“这样，不仅一大早就有人来存款，也有人来贷款，这一存一贷使资金运作效率大为提高。”
方培林说，从1984年至1989年关闭，方兴钱庄用5万元的资本金，产生了100万元的利润，当时吸纳的存款在两三千万元。“我的存贷款对象是商业批发户，做的都是短期业务，周转比较方便，流动性也比较强。”
“钱庄存贷款利率，介于市场利率和国有银行利率之间”，方培林说，当时银行利率为：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方兴钱庄”是：活期存款1%，3个月以上为1.2%，一年是1.5%；贷款利率在1.5%到1.86%浮动。
方培林说，钱庄能将民间金融引导到地面上来，对平抑民间利率起到一些作用，但毕竟是由私人承办的，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风险。
“信用社”雏形
“它是私人钱庄的城市‘升级版’”
1986年，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温州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典当行和股份制转让咨询服务等。与此同时，包括钱库信用社在内的一些信用社利率改革获批。
“当时我感到害怕了，民间金融正在走偏。”方培林说，当时的民间金融机构良莠不齐，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在1989年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方培林关掉了他的方兴钱庄，并清退了所有的民间存款。
在方培林看来，信用社是私人钱庄的城市“升级版”。
创办城市信用社，也颇费一些周折。1984年，杨嘉兴向银行贷款未果，最后靠高利贷才解决问题。于是，1986年杨向鹿城区政府申请开办银行，得到了区政府主要领导支持，然而却被银行监管部门断然拒绝。尽管如此，杨嘉兴还是先忙活起来，10月15日从工商部门拿到营业执照，准备于11月1日正式开业。
就在这时，人行温州支行开出通知：“不准开业”。杨嘉兴的两位搭档抽回了资金，一个老会计也决定退出。迫不得已，杨嘉兴找到了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得到他的支持，才得以顺利开业。
开业后第一年，鹿城城市信用社累计吸收存款8000多万元，发放贷款6000多万元，实现利润100余万元。据悉，鹿城城市信用社储蓄利率为8.64％，比国有银行高20％；贷款利率最高为19.8％，也高于国有银行许多。
到1994年，温州城乡共创办了51家城市信用社和农村金融服务社，服务于个体工商户和民营、股份制合作企业，其中城市信用社个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较高。据统计，到1994年，这51家机构存款余额24.38亿元，贷款余额15.56亿元，分别占全市金融系统的12.3％和13.2％。同期，城市信用社逾期催收贷款，占贷款余额的2.61％，远远低于国有商业银行10％以上的比重。
之后，城市信用社被纳入银行监管体系，是民间金融第一个被收编的 “幸运儿”。1999年，鹿城城市信用社改组为温州市商业银行，由地方财政控股。2003年，温州市商业银行又进行增资扩股，吸引了7家私营企业入股3亿元，国有股再次居于非控股地位。
而同期的“农村基金会”，尽管与城市信用社命运截然相反，但却为小额贷款公司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雏形。
1987年温州第一家融资性农村基金会诞生。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温州农村基金会发展到了88家，主要从事村民、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调剂。方培林说，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农村基金会变相吸收社会存款，出现了一些挤兑风险。于是，1993年人行浙江分行下发文件，提出“取缔、撤销、规范、改组”的要求。
“小额贷款”问路
“存在经营压力，直指乡镇银行”
经过近10年的沉默之后，2001年，方培林以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创办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随后，他创新提出“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 “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前者就是拿房契为他人借贷抵押担保，后者是以银行存单质押为他人借贷担保。
在高利贷的疯狂肆虐下，小额贷款公司被视为平抑民间利率、收编民间金融的最好渠道。方培林也在一直关注政策动向。
今年5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浙江第一个启动试点。7月，浙江省金融办公布了 《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紧跟着，温州市也公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操作规程（暂行）》。于是，众多温州企业纷纷提出申请，如正泰、德力西、华仪电器、赛纳鞋业等。
然而，温州市对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规定，其门槛之高可谓“苛刻”。
在数量上，中央对小额贷款公司没有数量限制；浙江省规定，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一的温州市可增加5家试点名额。这意味着，拥有11个县(市、区)的温州可办16家小额贷款公司。而温州市规定，一个县（市、区）只能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在注册资金上，国家规定有限公司不低于500万元，股份公司不低于1000万元。而浙江省规定，有限公司不低于5000万元，股份公司不低于8000万元；试点期间，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欠发达县域为1亿元)。温州市规定，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要争取达到2亿元，其余6个县则要争取达到1亿元。
在资金来源上，温州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发起人、其他出资人一次足额缴纳，“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不能用银行贷款投资入股，严禁社会集资入股”。另外，国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可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等，而温州对此“候选名单”限于民营骨干企业。
正泰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承认，公司申报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看好其“机会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经营压力。据了解，企业忙于申报小额贷款公司，目的是“过桥”申报乡镇银行。温州中小企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拿到小额贷款公司这个牌照，就代表着一种荣誉，也是企业稳健财务的重要砝码。
“经营压力不小”，方培林担忧地说，在现有框架下，民间借贷比小额贷款公司有优势。在规定浮动利率的4倍以下，小额贷款公司不仅要交纳营业税、所得税共35％左右，而且还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办公人员费用，这对“不要纳税”、“几人经营”的民间借贷来说，竞争优势明显。“说不定，我到时就会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旁边开个办公室。”
另外，国家规定，小额信贷公司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而浙江省则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企业法人、自然人发起；温州市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骨干企业发起，“这等于是政府在钦点谁是董事长”。另外，温州市还严禁跨县（市、区）交易，“这是贷款公司自己的钱，他们会根据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最大化来运作，愿意贷给谁就贷给谁，政府何必为此画地为牢呢？”
方培林认为，应该全面放开小额放贷公司，每个县至少在3家以上，让家家户户的钱都拿出来，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平抑民间利率。“上面政策已经放开，就是让你们去大干，然而地方政府好像对这摸不准。”方培林说，这是因为之前政府为农村基金会埋单吃了大亏，所以地方政府行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