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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观点认为，基金业只有10年发展历程，与始于3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似乎没有太多直接关联，但如果采用逆向思维：没有改革开放，基金业会出现吗？出现后又会沿着怎样的路径发展？
历史进程不允许假设，可以确定的是，基金业大发展植根于30年改革开放创造出的沃土。盘点基金业十年发展，记住成功反思不足的同时，也需要厘清基金业与滋养了它的这片土地之间的关系，或许从此高度才能更好地梳理它的昨天和今天，也能更好地看清楚它的明天。
适合剖析者选择需符合两大条件，第一，需有理论功底；第二，需有长期担任基金公司领导的经验。
由此，马庆泉进入我们的视野，马庆泉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所经济室主任，进入广发证券后曾主管过“广发1号”和“广发2号”两只“老基金”，其后还曾担任嘉实基金公司董事长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广发基金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投资基金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基金业10年基础
《21世纪》：金融子行业中，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时间很短，但成长非常迅速，你怎么评价基金十年？
马庆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基金业10年发展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最高成就之一。
首批基金公司是1998-1999年成立的，1999-2008年，是基金业规范发展的1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的后10年。
基金业产生需要的条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下来。
首先是机制条件。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十四届三中全会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前20年成就。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是基金业发展最重要前提。
其次是经济发展条件。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对中国基金业促进很大。这可以从一个更宽的背景看。192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长波理论，后来有学者把50年的长波周期划为五个阶段：繁荣、高涨、不稳定、萧条、复苏，十年一阶段。中国经济近十年的发展，正好处在中国50年经济长波上升周期中间，而且正好经过了体制改革准备。
再次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居民财富积累；最后是资本市场完善。这从资本市场刚建立时、2005年前后、现在分别是什么样子，一比较就清楚了。
上述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由此，基金业发展算是万事俱备，也才有今天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讲，基金业十年成长值得骄傲，也应充分肯定。
《21世纪》：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正蔓延全球，中国实体经济也遭受很大冲击，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会否被打断，你刚才谈到的第二个条件是否已发生变化？
马庆泉：长波理论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不被接受，中国的学术界认为，长波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将长波定位成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但我认为，完全可以用长波理论看中国。
一个国家经济体要独立展开一个长波周期，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该国必须是足够大的经济体；第二，属于独立主权国家；第三，长波动因是科技革命，该国经济机制可接纳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本国经济增长的酵母。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
按照长波理论，现在中外经济出现逆向运动。西方经济处在50年周期下滑阶段，而中国处于上升阶段，这就出现了交叉、矛盾、冲突。这对我们的经济调整、宏观政策调控艺术提出了极大挑战和许多新问题。
对西方经济，我比较悲观，它进入了萧条期。
此情况下，中国经济步子放缓是肯定的：企业效益下降，老百姓财富缩水。但经济规律有其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认为，中国经济处于繁荣的20年上升周期。
困难之下，中国经济有成长的动力和机会。最近中央强调，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我认为，只有从这个视角理解才是深刻的、科学的和正确的。否则，经济数据出现那么大的逆转，怎能说没有改变？说没有改变，是从规律、中长期趋势角度定义。
基金业经验
《21世纪》：金融子行业中，基金业出现较晚，但跟那些“大哥”相比，大家对它的印象是“乖孩子”：发展迅速，行业也较规范，没有出过危及整个行业生存的重大问题。基金业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好经验？
马庆泉：基金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是抓住了难得历史发展机遇，培育了基金这个新生事物，基金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虽然基金业现在比较软弱，基础不是很牢固，但毕竟有了一席之地，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过去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推进基金业发展，就没有现在的基础。
其次，监管部门一直把行业和基金公司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建设放在首位，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是基金业10年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经验。
我们做实际工作，有时候觉得管得严了，但如果监管部门放弃监管责任，就可能重复前些年证券公司粗放发展带来的后果。
尚主席到任后，新一届证监会至少有两件半事情值得百分之百肯定。
第一件就是大力发展基金业。一年来市场尽管跌势凶猛，但如果没有基金业10年发展，肯定比现在的状况凄惨得多，而且要想走出泥沼，连必要的抓手都没有。我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新一波发展，最可靠的抓手，就是基金业。
第二件就是证券公司综合治理，那是庄心一副主席2003年提出的，这是不得了的事，如果没有券商综合治理，这次金融海啸，内地证券市场可能就要遭遇灭顶之灾。
还有半件事情是股权分置改革，2007年初，基本完成了前一半工作，后面的工作怎么做，还要有智慧，但无论如何，对这件事我觉得也是要客观评价，给以肯定的。历史发展总是这样，总是得有人做事。做事时，总有人会使横劲，或看笑话，说风凉话，事后当诸葛亮。对做事的老黄牛，谁都抽一鞭子，会让人心寒。
回到监管部门对基金公司的监管，风险防范是第一位的，目的是充分提示，从法律和规章的角度最大限度化解风险。2007年市场狂热时，从我们在行业工作的感受看，证监会在产品发行节奏、公司扩张、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的完善上，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等。
现在，基金业虽说受内外因素影响，处于困难的形势，但监管部门把风险防范放在监管首位，确实是基金业发展应该肯定的经验。
第三个经验是制度建设。这跟前面提到的两个经验也有关系，没有制度建设基金业发展不起来，风险也防范不了。制度设计借鉴了国外长期发展经验，机制比较完善。当然现在也不敢说没有风险或者说基本没有风险，这是需要不断地完善的。
基金业制度设计，使基金业形成了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持有人相互制约关系。虽然基金业出了几个“老鼠仓”，但可以横向比较：第一跟国际机构比，原来我们是把华尔街当成楷模，它们是高尚的、纯洁的，现在出了次贷危机，并影响全球经济，而麦道夫的庞氏骗局，连国际奥委会都被骗了5亿美元，全部案子造成500亿美元损失。第二跟其他金融业比，银行、保险、信托业曾出过的乱子跟基金业相比虽不能说是九牛一毛，但至少是七个手指跟三个手指相比。我并非开脱基金业的社会责任，这方面肯定要严格防范，但是我想说基金业制度的设计比较科学和完备，也是基金业10年成绩中非常重要的经验。
第四个经验，我原来在协会工作时，会里就要求我们部署投资者教育活动，投资者教育概念是2000年后才从国外引进的，应该说起步较晚，需要进一步加强。
基金业发展的不足
《21世纪》：基金业用十年时间，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的确成绩斐然，但并非白璧无瑕，行业发展的哪些问题需要重点解决？
马庆泉：基金业发展过程的确也有一些不足地方。
首先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我把制度放在管理文化学角度理解，法律、法规和微观经济的实体，共同构成完整的制度框架。我觉得风险控制各层面上，尤其是微观制度基础，需要不懈努力，这是今后需要特别关注的。
第二，我感觉到比较要命的一个就是人才储备问题。不管是基金公司还是证券公司，都需要面对。行业发展太快，人才严重缺乏。
第三是投资者教育。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已出台很多关于投资者教育的制度和规章。但从基金公司本身说，销售和投资者管理方面，还是不要有短时的、本位的、单纯着眼于自己的规模和效益的行为，而是要真正把投资者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从内心明白，对投资者利益负责是生存基础，从内心做到投资者利益至上，要明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利益就是保证公司长期利益。
第四是金融各领域的协调和配合，就是要构建和谐环境。现在，金融领域互相割裂、互相夺利的现象相当突出。比如基金行业不掌握销售权，渠道面前，基金非常弱势。基金发行时，渠道不但要收手续费，甚至有的要收取基金管理费提成，基金公司管理费有四分之一被渠道拿走，而拿走之后，基金公司还得替人家纳税。这种状况对整个金融领域的发展都是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