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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受大学国际化、人才需求多元化、人口少子化以及大学财政困难等形势的影响，国外知名大学纷纷以“创设有利于大学发展的治理机制，建立现代大学治理制度”为目标进行了治理改革。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跨越式发展之后，大学无论是规模上（包括资产规模和人员规模），还是学科建设水平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学因行政力量膨胀而导致的“学术团体行政化”、“行政团体学术化”以及“学术评价的非学术化”为人们所诟病，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精神正在消失。 有鉴于此，自2010年以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识，并已纳入到改革的视野。尽管在实践中，出现了改革方面的有益探索，但上述种种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大学进一步发展与跻身世界一流目标的羁绊。现在看来，中国大学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治依然任重道远。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创造有利于大学发展的治理机制，消除大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成了中国大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与实践中对大学治理研究的迫切要求不相匹配的是，当前理论上关于大学治理问题的探究，即便是大学治理这一基本概念，仍莫衷一是。已有关于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大都采取了一种“应然范式”，致使理论深度略显不足。同时，既有文献在研究过程中大多呈现出了多理论研究，少实证研究；教育学、行政学等角度研究多，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研究少的现象。这些都不利于对实践规律的总结，直接导致缺乏对大学治理关键制约因素的提炼和整合，难以有效解释大学治理的深层动因与机理。深究其因，个中关键依然在于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等诸多课题尚未理清，在大学治理要义与治理边界等关键理论层面缺乏突破，尚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滞后的状况难以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大学治理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因而迫切需要对大学治理的理论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探索。 李维安教授和王世权副教授合作撰写的《大学治理》以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为导向，以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为手段，按照大学本质→大学目标→大学治理的逻辑思路，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治理要义与治理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德国、英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典型国家大学治理制度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了影响大学治理制度选择的制度背景因素，审视了大学治理制度的形成机理，认知了大学治理制度变迁中的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明晰了大学治理制度设计应遵循的正当性、互补性与价值创造性三个基本原理。 作者指出，中国大学治理变革的要点应以“大学自治与大学自由”为目标，以“去行政化”为依托，重新匹配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实现“行政型治理”向“学术型治理”的转型。其中，大学治理机制重构要秉承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以作为大学“治理宪法”的章程设计为依托，注重践行“治理的民主性”、“治理的顶层设计”与 “治理的‘疏’‘统’并举”的治理理念，适时制定中国大学治理原则。 跳出了高等教育领域，运用“营利组织治理”的研究范式来审视“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大学治理问题，是本书一大特色。书中还强调，对中国大学而言，政府、校长、教师、校友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行为应该实现由“惯例行为”到“合理行为”的转变。其系统性论证和结论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是中国大学治理理论探讨过程中的又一开拓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