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要注意场合 柳传志的坚持与进退:做事还得很小心 说话得注意



  为什么那么多人倒下了,柳传志却能倔强地站在历史里?

  在很早以前,当牟其中、储时健,甚至略晚一些的倪润峰在台面上风光无限的时候,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也跻身在那个年代的荣耀之列。

  事实上,当年的柳传志手里攥着一些外汇指标,从海外运回来一些电脑的元器件,哐哐啷啷地组装起来,联想就这么成了。

  20多年后,牟其中在监狱里度日如年,储时健据说蜗居在云南高原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朝九晚五的栽稻种棉,而倪润峰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他早就躲到美国去了,只有柳传志还站在灯火辉煌的主席台上,他的联想摇身一变, 竟然成了全球500强的一份子。

  时间永远都是检验一名企业家最好的工具,所谓永续经营,才是大好企业的核心标准。昙花也有一瞬间的美丽,但要在30年之中一路走来,波澜不惊,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没有谁比柳传志自己更能体会这些年的艰难,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环境, 甚至是同样的诱惑,为什么那么多人倒下了, 柳传志却能倔强地站在历史里?

 说话要注意场合 柳传志的坚持与进退:做事还得很小心 说话得注意

  现在,我们坐在柳先生的对面,听他讲述这一路的风景。一直到2001年,长达20年的时间内,联想都只是一家传统的国有企业,柳传志本人当然也仅仅是一名由组织任命的职业经理人。他在初期可以选择依赖批文和进口赚快钱,然后像那些腰缠万贯、移居海外的有钱人一样,过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惬意日子;他也可以像更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一样,做大成本, 做空利润,让管理团队多一些收入,但是也会让企业失去做大做强的能力;他还可以当一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拿出资金来参与到房地产等更多的快钱行业中,而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就导致联想不再致力于培养有世界影响力的PC品牌。

  但是柳传志没有这样做,如今的联想,是一家真正的品牌企业,同时也是一家制度建设有所进步的企业。联想成了全球500强之一,在位列500强的中国企业中,其他都是标准的国有垄断企业,只有联想含有私人资本,也只有联想真正属于完全竞争。由此,柳传志30年的努力构成了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一种范式。

  如同吴敬琏先生所言,中国的惟一出路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联想的未来发展也正是如此。更有影响的品牌,更有力的竞争,更彻底的股权改造,更优秀的管理团队,都有赖于柳传志先生下一步的动作。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接下来的柳传志,可能有着更有意思的看点,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出再高的价格,国家都会说便宜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来,联想一直立足于一个没有任何垄断的行业,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这种竞争不仅仅出现在国内,而且遍布全球,但直到今天,联想依然不是一个产权清晰的企业,而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国有股占到大头,这在制度上无疑会影响到其创始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作为当事人,您怎么理解这一现状?面对这一现状,有没有可以解决的路径?

  柳传志:在中国,这些都得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企业创办之时,如果国家投资2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国企,而如果这个国企本身恰恰又属于国家资源,国家进行了大幅度资金投入,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层、企业的技术人员想要实现个人持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在联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只在创办之初投入了20万,之后再也没有追加过投资,但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需要20万,缺口部分就得自己想办法,包括贷款。那时的贷款完全是信誉贷款。其中也有很多偶然机会,我们向银行展现了自己的信誉,有鉴于此,银行给我们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另外,我们也完全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以股份的形式奖励这一批历经千辛万苦的员工也是应该的。

  到了1993年1994年,国家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放宽,联想也越做越好,但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那个时候,开始思考所有权的问题,觉得这确实有些不合理,责任与压力都由经营者承担,利润则全部上交国家。因此,我们找了科学院的周院长,周院长是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坚决支持员工持股的做法,也希望员工能拥有股份,但科学院只是股东,不能对此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手中,因此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奖励你们35%的利润,即每年利润的35%归联想的员工。”对于这个建议,我表示赞同。而这一35%的利润分红也持续了8年。

  到了2001年,国家进一步明确同意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由财政部决定,将联想的净资产按1997年时的净资产做了个评估,其中的35%打折后,卖给员工,我们也就买了下来。这样我们就拥有了联想35%的股份。

  这35%股份的分配对象包括我和所有的创业元老,共10个人左右,我们将这35%股份中的35%,也就是占整个股份的10%左右,分成15份,我得3份,其他的人有的得1份,有的得1份半,有的则是半份;35%中的20%,也就是整个股份的6%、7%,分给了公司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所得股份的多少则按他们的工龄和贡献、担任职务、所受奖励打分而定;另外的45%则留着分给后来的人。如此的话,我们所占股份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有股权。

  股权的有与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经过股份的分配,年轻同事可以进入管理层,老同志也因此可以退居二线,公司也越做越好,创业元老中拥有1份、1份半股份的,一年就可以分到100万或200万利润。这样,大家才觉得没白干,这么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盼头。退休的200多人中,最低的也拿到七八万的年利润分红,高的则能拿到二三十万。这些年联想越办越好,按年分红,按年上缴利润。如果不这样,你就难免屁股决定脑袋,在扩大了营业范围的同时加大费用,谁也分享不到公司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实施员工持股后,不仅员工能分得公司利润的一杯羹,而且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双赢,甚至是多赢。

  为什么其他的公司很难仿效这一做法呢?原因是谁也没有办法积攒起公司8年的所得利润,而我也是歪打正着,提前有所考虑。但在当时,国家无法想明白这件事,从我的角度来说,35%的奖励是理所应当,但在国家看来,奖励就等同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它并未弄懂怎样才更好。联想的发展凭借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政府最初所投入的20万,并且联想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它不是石油,也不是铁路,不受国家的垄断。

  人物周刊:但如果从市场的角度看,联想的私有化应该向前更进一步,而不是停留于眼前,但为什么没有呢?

  柳传志:这件事比较敏感,整体上科学院特别开明,他们的目的是让科学院的所有股权减低,然后引进新的股东,让科学院进行所谓的社会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科学院着重在科学研究,而并不善于企业管理,因此它希望引入更多的股东,以股东代表的多元化来改进企业的管理体制,但其中它并没有提到MBO的问题。

  人物周刊: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国有股的稀释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子,这样再介入,它就不再是一个国有企业。

  柳传志:是的,但现在同国家谈起这件事,总是会谈及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出再高的价格,国家都会说便宜,因为企业到你手里之后,肯定会办得更好,那样出售价格就显得更便宜了,所有的事国家都这么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会觉得价格太便宜,国有企业被贱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现在,我们也进行投资,凡是我们投入了资金的国有企业都做得特别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员工持股。我们投资国有企业,实现控股后,企业就属于我们了,然后我们再将之卖给员工,愿意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爱便宜卖就便宜卖,爱按原价卖就按原价卖,这与国有资产无关,也就更谈不上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此一来,管理层就拥有了公司股份,也就会更加积极地去为公司创造利润,但是要想让国家直接卖东西给员工,那就非常困难,一旦实施就会与国有资产流失挂钩。

  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人物周刊:根据您这么多年的经历,中国抵制国有企业的股权化或者私人资本化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柳传志:这个话题也比较敏感,在这里我仅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里面有多重因素,最基本的因素还是与国有体制有关。

  人物周刊:还是个国有资产的问题。

  柳传志:今天的企业家必须头脑清醒,由于企业家发展之后,贫富差距紧随而至,企业家与老百姓和政府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周其仁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对“将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改成廉租房”的提议投票表决,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投赞同票。这话说得很透彻,但是就这样没收高尔夫球场又非常没有道理。

  两极分化出现之后,老百姓对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敏感,至于国有企业是怎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不明白,也感觉不到。那什么情况可以改变这种方式呢?我觉得真正能改变这种方式的是对老百姓进行补贴。国家税收升高以后,将企业所上交的钱直接贴补给老百姓,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立刻感觉到,因为企业家所交税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人物周刊:但事实上,这种方式被证明是失败的。这种方式也就是凯恩斯的模式,政府驱动型,政府管理所有的一切,法国、美国都曾试验过,但都以失败告终。

  柳传志:当然,按照今天的这种做法,增加1万亿的税,除去其他各项开支,最终到达老百姓的钱则少之又少,因此老百姓不可能感觉到受惠,他们只看到企业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人物周刊:这种受惠是单向的。

  柳传志:在这种条件下,确实存在一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过于强烈,它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人物周刊:如果没有市场主体,这必将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那么企业也会跟着遭殃,这是毋庸置疑的。

  柳传志:对此,企业也得特别小心,总是顺应这种潮流,企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

  人物周刊:我们注意到张维迎教授每次都说要警惕反市场化的思潮,这应该就是在说,在我们的体制内,其实是一直存在着某种反市场化的暗流的。

  柳传志:处理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他的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相信我早就完蛋了

  人物周刊:企业家是一个建设性的群体,他们做的都是具体的建设性工作,没有高谈阔论,面对现实想到的也更多的是妥协。那么,这么多年来,从您的角度来讲,您是从哪些方面,或通过哪些途径跟当下妥协,跟环境妥协,甚至是跟市场妥协,然后将联想带入世界500强之列?

  柳传志: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要有坚定的目标,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不屈不挠,另外,还要不断有更高的追求。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上,则要做到有理想而不理想化,不然事情很难有进展。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做元器件的做法都是买批文、买外汇,然后再进口。据说,这种做法也属于走私,但我们不这么做肯定不行,所有的中关村企业无一例外全都这么做,因为经过正常批文进关的物品,价都高得离谱,而且根本没人卖。但如果真出事了,它等同于走私。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之所以顺顺利利一路走来,有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什么意思?就是当企业通过买进元器件,或者通过买进某种东西发现有大幅利润的时候,它的方向是继续做计算机发展呢,还是专门从事这类物品的倒卖。如果我的目标是继续做计算机,与国外企业竞争,这就只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如果我专做这类物品的倒卖,那我就专门倒腾批文与外汇,大把大把地赚钱。

  我也可以不发展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一味的赚钱,为赚钱而赚钱,但是企业目标的设立与追求是另外一条路。企业家脑子里一定要很清楚两者的区分。

  人物周刊:那就是做生意,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这与做企业是不一样的。

  柳传志:从这里就总结出了两点:其一,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做眼下利润大、风险大的产品,只保证自身企业的发展目标。其二,用可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就要求指导思想明确,处理方法谨慎。

  人物周刊:所以,一直以来您都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柳传志:是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相信我早就完蛋了,或者是走发财移民的路,不在国内。为什么说会完蛋呢?因为中间的诱惑很多。1993年、1994年房地产发展的时候,很多好点的中关村企业都想介入,因为资金的回笼实在是很快。当时(我们)也打算在两个地方买地,烟台与福州。但觉得应该想明白点,应该将目标推得更远,我们就开会讨论: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挣了钱后该干什么?将这些问题讨论明白后,就确定了做电脑的大方向。长本事的钱就赚,不长本事又夹杂着风险的钱就不赚。

  人物周刊:如果没有这一原则,可能您早就走上了别的道路了。

  柳传志:1993年是房地产高潮,当时整个海南地产特别便宜,很多人用银行贷款去炒房地产,但房地产突然下跌,于是大部分房地产商亏损,然后逃走。像我这样不会赖账的人,也就不用涉猎房地产了。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依然还站在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风云人物,如周冠伍、 储时键、倪润峰、于淑敏,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

  培养接班人的诀窍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接班人的问题,杨元庆无疑是成功的,那么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中是否有失败的案例?

  柳传志:有啊,孙宏斌就是。孙宏斌是我们早年想重点培养的年轻人,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件事肯定是失败的。联想前后大概有10个人被送入司法机关,他是头一个,其他人则谈不上是接班人,都是做了违反法规的事情。这些人出来后都没说什么,为什么?因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已经跟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们心里有这些,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被抓的。孙宏斌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道歉。

  人物周刊:有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很关心,为什么你这些年能培养出这么多出色的人才,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方法或内在的秘诀?

  柳传志:这里边第一个是立意,我希望联想能一直办下去。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想一直办下去,这可以理解,可以让子孙后代接班。国有企业则不能用这个模式,有时候它甚至会为接班人设置障碍,扩大自己的势力,使别人无法撼动我的地位。还有就是宗派,在离职之前提拔能为我所用的人。我希望将联想办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它不属于我儿子,但是希望后面的人能有事业心,能长期将这个棒接下去。有了立意就会寻找实现的方法,而实现无非是培养人、发现人的事,也就是说一边做事,一边培养人。事做成功了,人也培养出来了。

  第一要有立意,第二则需要一套方法,就是要提前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标准,比如将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人才就必须意志力强,务实,有一定的胸怀,这些是德的标准。那能力的标准呢?就是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到底什么是学习能力?怎么测试学习能力?这些都应该想明白,应该长期贯穿于工作之中。

  前两天我跟王忠明(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聊到这个话题,康熙皇帝非要到最后才肯决定由谁接班,由于他一直执政,五六十岁的太子依然无法顺利接棒,以致到康熙辞世,太子已不愿意接这根棒。对我而言,我在职期间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将体系建成,然后让他们来做,我则去做别的事情。比如今天,我的工作就是进行宏观的把控,解决机制问题,为投资项目牵线搭桥,到了地方,则和地方领导接触接触,或者跟媒体打打交道,大家各干各的事,各尽其职。

  人物周刊:作为当下中国企业家中非常优秀的一位,您认为您对整个当代中国企业史的贡献在哪?

   柳传志:如果不太提纲挈领的看,我觉得是五件事:第一,高科技产业化,联想在这方面是先锋队,因为这件事并不好做。第二,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个竞争性的领域,中国企业处于下风地位,这也不容易。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实现股份制改造方面,我们也走出一条有历史意义的道路,这与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关。第四,对企业的管理理论进行探讨,而这些理论对日后进入投资领域进行投资有很大帮助,也用实践的方式说明了我们的一些理念本身的有用性。第五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优秀品质正在年轻人身上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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