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康熙时代，是清王朝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上承图志下启盛世。索额图和明珠，同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在协助康熙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清王朝的日渐稳定，索额图与明珠也随之利欲熏心，居功自傲，逐渐形成各自的朋党派系，明争暗斗起来。索额图鼓动“太子”胤礽精心制定皇太子制度，满足私心与权欲；明珠则暗助皇长子胤褆发展“长子党”的势力，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重臣卖官纳贿等。这种争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刚从“多年征战”转型到“经济发展”轨道上的大清王朝国务、政体及吏治等事务的正常运行。
康熙对此深感问题严重，派系斗争、贪污腐化如果不严肃处理，大清则将是永无宁日。因为他清楚，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在他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只要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文臣武将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康熙的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好戏，顺利收编了两股势力，党争和贪腐问题也随之日落西山。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是索额图和明珠身败名裂的原因，更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果用社会学的驼峰曲线图，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社会中的腐败发生率可以用一条抛物线来表达，这条曲线呈现出由低向高，并在过渡期的某一点上达到最高峰值，然后又逐渐回落，呈现出驼峰一样的形状。出现最高点的时间则一般处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期或者快速发展阶段。对于贪腐，不流于形式的解决之道，才是市场经济所需的“阀门”。 失范“老制度”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来源于“道”的心得。所以“道”便成了法制社会里，商业社会中，任何情况下，人人都必须持守的职业底线，规范自己的操守。 古井集团，当年最辉煌的时候所上缴利税曾超过安徽亳州市整个地方财政收入的1/3。但由于一把手权力的缺乏监督和私欲的膨胀，曾经“贡献巨大”的王效金最终没能“安全着陆”。2007年4月，随着王效金的落马，犹如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先后有11名高管被查处。因为主观上他们信念动摇、角色意识模糊，促使其从国企掌权人堕落为“监守自盗者”。客观上，则是因为原有体制和相关机制，没有充分协调好企业高管人员的“双重角色”问题，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与商人追逐利益、实现自身价值的矛盾无法调和。 实践表明，在商业社会中，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石油系统内部组织体系复杂，层级过多，且每一层级“一把手”的权力过大是导致蒋洁敏、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和王道富等由石油战线上的“英雄”变为“贪腐嫌犯”的根本原因。 一位常年从事公司及商业法工作的律师说，在GE集团，韦尔奇可以提出耗资亿万的公司并购计划，并对整个计划的执行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他对公司的项目招标和物资采购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他没有任何能力决定自己使用的铅笔来自哪家供应商”。相反，中石油下属公司的首脑不但可以不经过上级，随意决定项目招标计划的进程，甚至可以圈定特定投标方。更何况，过去十年中，国际油价高企，原油、油井都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种，“于是，在一些低产井上打主意，甚至将高产井人为地划为低产井，成为油田高管们利益输送的重要通道”。他坦言：“如何给油井定性，其是否能够对外承包，完全是一把手说了算，相应的监管机制甚至还未在国内建立起来！” 官职交易的犯罪基因将买卖双方结成“朋党”，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和攻守同盟。一旦体系内有官员涉案被查，同盟将集体施救，避免体系土崩瓦解。而在具体的危机干预中，掮客角色应运而生。 回顾中国“高铁”建造过程，客观存在的事实却是铁道部门既是官方机构又是营业部门。这种长期政企不分，让铁道部门好比一个家族式政商集团，人际关系错综相连。 比如刘志军曾任武汉及郑州铁道高官，在铁路高层中，有许多来自郑州、武汉铁路局人员。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也曾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且因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在铁道部车、机、工、电、辆等业务职能部门中，很多官员和所属领域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施工企业等具有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使贪污腐化更易滋生，但也更容易隐藏。“卖茶叶蛋”的女商人丁书苗发迹便是如此，通过既有裙带，她可以事先与投标铁路工程项目的公司商定，以有偿方式帮助其中标，从中受益。 重建“新秩序” 制度形同虚设，权力监管不到位，必然会出现“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国有企业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并没有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民主管理机制。一方面，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往往由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任命，干得好、干得差，是否存在不规范行为，企业内部没有权力对其进行评价和约束，而完全由政府与主管部门说了算。自然，这些手握大权的高管，就不会受到制度与纪律的约束，更不会将内部监督放在眼里。另一方面，所谓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更多的也是一种摆设。 如同中石油一样，现代企业制度所需要的文字条件一样不少，外部董事等也都十分健全。可是，哪个环节能够对企业高管形成约束呢？更为可笑的是，有关法规明确规定，执行董事不得在大股东单位兼职，可中石油三名执行董事，董事长、总裁兼任集团公司总经理；比如李华林，同样在集团兼任副总经理。如此作派，还有何制度、规则约束可言呢？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的，有果必有因、由因致果是逻辑学里最基本的定律。腐败并不是中国的特色，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腐败同样存在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之下，不流于形式的解决之道，才是市场经济所需的“阀门”。 在丹麦，反腐意识作为一种公共道德已经深入人心，清廉成为人们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条道德底线。德国对腐败，透明高效，有些行业必须制定出具体而又严格的行为标准，直至详细到“是否可以接受工作对象的一杯咖啡”的程度。澳大利亚则通过联邦公务员管理委员会、各独立反腐败机构以及媒体，齐抓共管，全方位、立体化，形成了内部与外部、行政与司法、官方与民间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有效监督机制…… 其实，无论在复杂的官场，还是在繁琐的商场，假如真的存在着恶，那么它也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我们不应忍受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这不仅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也是每个人的义务。每一个人越是尽力履行这种义务，成果也越大，每个人也就越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及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