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话嘉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服务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夏杰长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
经济学家沈明高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一篇调研报告，不久前曾引起了市场对于中小企业生存状态的广泛关注。宏观调控从紧以来，加上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不少中小企业受到了影响。由于从银行取得贷款比较困难，因此，中小企业将借款目标转向了民间，并催生了大量地下金融机构的繁荣。但即便如此，截至今年3月末，温州仍有20%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的状态。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更提出，现在全国每年有35%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有六成是因为融资难的问题而导致的。
在高层频频调研之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终于盼来了一线曙光。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央行拟提高信贷额度。得知这一消息，周德文很开心，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起到积极的作用。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尽管调升信贷额度是解决方式之一，但央行还应有更多的作为，可以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甚至是扩大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范围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困境，还需要财税政策配合全力出击。
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之惑
上海证券报：我们最近听说央行将把年初设定的新增贷款规模的额度上调5％，用以支持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贷款需求。您认为这种做法能否真正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刘尚希：我觉得调整信贷额度为解决目前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创造了一个条件，但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还要考虑其他因素，这种政策调整是很有必要的，总量从紧的时候并不妨碍在信贷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根据当前的经济状况来看，有差别的信贷政策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信贷放松以后，企业能贷款的规模就扩大了，从总体上来看，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的环境宽松了，但这些钱也并不一定会真正流到中小企业，那些急需用钱的中小企业也不一定真正能获取贷款，中小企业也分不同的情况，有些中小企业资金非常紧张，有些也不一定。
沈明高：放松信贷与不放松信贷相比，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要更大，但放松信贷并不意味着原来的问题会消失。首先，中小企业贷款主要集中在中小银行，虽然今年以来存款增长比较快，但存款增长比较快的是大型银行，而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除了信用社之外其他银行都是采用同一标准。一方面，中小银行的存款增长相对较慢，另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在同步实施，两个因素使得其可贷资金收缩得比较厉害。虽然央行对中小银行的信贷额度提高了10％，在信贷额度上有明显的倾斜，但中小银行是否有足够的流动性来放贷还不确定。如果真正让中小银行有更多的放贷空间，可能还需要在存款准备金率上做一些微调。
袁钢明：首先这是一种行政的办法。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把大银行的钱，从大企业分出一部分给中小企业。
上海证券报：我们有一个担心，就是这部分新增的贷款能否真正最后落实到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手中。您认为监管机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这笔钱能够“专款专用”？
沈明高：我个人比较担心地方政府会挤占中小企业贷款。由于房地产市场比较低迷，地方政府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入减少，从而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紧张，对于一些项目，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政府都是按照高预期财政收入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来安排的，可能会有地方政府的项目出现资金困难。地方政府有可能会利用它对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影响力挤占一部分资金为自己的项目融资，这也有一定可能性。
我觉得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银行的惜贷心理可能会影响政策的执行。对于银行来说，在市场不好，经济运行带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个信贷收缩的过程。这一次的信贷放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不愿意放贷，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放贷。实际上有一些地方的银行，信贷额度是没有用完的，这也是商业银行正常的思考。如今增加信贷额度，原来那些信贷额度没有用完的银行还是不会增加信贷投放，如果银行积极地去放贷，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响应政府号召支持中小企业，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银行如果不去放贷，有一部分贷款就有可能成为不良贷款，通过放贷来挽救不良贷款的增加，但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刘尚希：我觉得从政策意图来看，它是一种信号，即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问题。至于具体到微观，每一个中小企业能不能用到这笔钱，可能就不宜定得那么精确。我认为并没有必要通过具体的监测手段细化到每一笔钱都流到中小企业，如果细化到那种程度就有点像计划经济了。有了贷款额度，更多的应该考虑市场的因素，放款的银行也要考虑到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还款能力，这两方面都要考虑，虽然中小企业的问题大家都在关注，但关注应该是在总量关注，不能细化到每一个企业。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企业破产倒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破产倒闭的中小企业的数量要多一些，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帮助中小企业是对的，但不能帮过头了。
袁钢明：我估计下两个月贷款增长幅度下降的局面应该改变。
货币调节与行政控制之别
上海证券报：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大约上调5％的信贷额度，跟减少上调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所释放的货币数额基本相当。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沈明高：这两个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放宽5％的信贷规模和下调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含义完全不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说银行可动用的资金在减少，但是银行的贷款是不受影响的，因为贷款是受规模管理，除非存款准备金率提到一定程度导致银行在信贷额度控制以内没有资金可贷，这个时候会是有影响的，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银行还是有可贷资金的，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还没有影响到银行的可贷资金，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在上调，另一方面贷存比还在下降。放松了信贷额度就相当于直接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放松信贷额度并不意味着政府对流动性管理的放松。
首先要考虑到中小银行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这个可能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都存在紧张的状况。
刘尚希：存款准备金率和信贷额度是两个不同的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决定了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一种常规的货币调节的手段，而信贷额度是一种行政控制手段。此次调整说明从行政控制上对信贷额度有所放松，这与存款准备金率是两码事，所以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实行了一种有差别的信贷政策，这说明宏观调控的手段更加灵活，货币政策不仅仅着眼于总量的控制，同时实行有差别的信贷政策。
上海证券报：城商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动力相对来讲确实充足一些，除了提高信贷额度，从央行的货币政策角度，您认为是否需要综合利用再贷款、再贴现、扩大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范围等工作？
袁钢明：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必须要多种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刘尚希：我觉得关键是如何看待当前中小企业的困难，如果中小企业的困难影响到就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对应对支持鼓励的企业受到影响的状态下，要对政策进行一些调整，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目前倒闭的企业有些本来就是应该要淘汰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过多的扶持也与发展方式的转换背道而驰。
沈明高：对银行来讲，特别是中小银行来讲，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系统风险在上升，按照中小商业银行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进行信贷结构调整，中小商业银行选择只支持那些能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这样的结构调整可能贷款总量上不会有明显增加，但对于那些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是有利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需要靠银行来完成。
中小企业贷款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其抵押品比较少，贷款无非就是两种，一个是抵押，一个是担保，事实上在经济放慢的时候普遍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银行和企业互相担保的问题，如果这个互相担保的怪圈不被打破的话，银行的放贷会面临一些困难，新增贷款可能会加剧互相担保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出一部分财政资金，一些企业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一个担保公司互相担保，这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能否成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一种可行的模式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合
上海证券报：很多人都在强调，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应更多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您认为，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财税政策可以做哪些工作？
夏杰长：我觉得这一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过于单一的偏重于货币政策，对于财税政策运用的很少，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按照我对下一步宏观调控的理解，应该在银根至少不会再紧缩的情况下，要更多强调财税政策的运用。两税合并以后，企业税率已经下调了，就企业所得税来说，动作的空间不大了。
但就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来说，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可以加强。第一个是最近动作比较大的出口退税政策，严格讲应该做到应退尽退，但是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出口退税问题上并没有做到应退尽退。而由于不少企业利润本身就很薄，如果没有出口退税应退尽退，或者逐额退税的话，企业运转的流动资金是非常紧张的。现在中小企业最大的困局就是资金问题，出口退税既影响企业的成本，也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所以这个政策在目前调整空间下还是有文章可做，应该做到应退尽退。
此外，很多中小企业由于规模问题，恐怕都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是开不出增值税发票的，这样，人家可能就不愿意跟他打交道，不愿意跟他做生意，他也面临着很多制约。国家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建立的标准能不能放松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中小企业变成一般纳税人缴纳增值税。其实纳增值税也有一个增值税转型的问题，也就是说尽快地放松条件，做到消费型增值税的增收，因为只有消费型增值税的增收，才避免中小企业超额税收负担的问题，保持税收中性的问题。
沈明高：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货币政策的作用更大一些，因为财政政策不至于导致马上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在目前经济放慢和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税，减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减税会使得有竞争力的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痛苦会少一些，但目前恰恰由于地方政府税收的压力，有一些企业的税收事实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要考虑减税。
此外，跟减税有关的就是增值税的转型，增值税的转型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鼓励固定资产的投资，不鼓励转型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投资。增值税转型使得未来税收的基数有可能会扩大，这个对目前需要转型的企业是比较关键的，见效也会比较快。
另外，需要有针对性的鼓励一些转型的行为，包括技术升级，产品升级，除了税收之外，政府可以建立一些小型的中小企业转型基金，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有能力识别有转型能力和发展前途的企业。
刺激内需。本轮经济放慢最直接的原因是外需放慢，只要外需能够反弹，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就会减轻很多。另外一个结构转型就是由成本上升导致的。外需放慢和成本上升使得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比以往任何一个都要更加艰难。财政政策如果能够刺激国内的消费，把原来美国人消费的部分转到国内消费，虽然这样对中小企业的作用是间接的，但实际上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最后，我觉得目前的财政政策应该有所准备，应对中小企业可能出现的破产和由此导致的失业增加，要进行结构转型就必须要面临中小企业破产的事实。
刘尚希：财政政策应该和货币政策形成政策组合，围绕着中小企业转型、产业升级、阶段的调整、促进发展方会的转换这样大的目标来考虑，这样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财政政策可以采取给予相应的产业转移补贴，在税收方面采取一些政策也是可以考虑的，通过税收改革、增值税转型对中小企业也是一个帮助。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就是要改变我们的金融结构，我们的金融结构不是很合理，大的商业银行主要是面向大中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要对中小企业进行支持，就要由相应的金融机构去填补这个空白，目前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是严重不足的，应尽快发展起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上海证券报：表面上看，资金困难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此外，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给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速度下滑，尤其使得贸易型中小企业面临成本压力。您认为如何从根源上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
夏杰长：我基本上认同关于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比较困难的基本判断。无论从自身的发展，还有从外在的因素，比如说出口退税政策，人民币汇率、融资的紧缺，这些内外部因素的的确确制约着我们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从本质上来讲，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中，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弱点发展到了今天，外部环境一旦变紧，他就会叫苦，就会陷入到困境，而相对来讲跨国公司和国有大企业，在同样外部环境比较偏紧的情况下，他生存和发展日子相对会比较好过一些。
袁钢明：中小企业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我觉得是升级换代问题，而紧缩问题是他派生的问题。我认为还不如干脆控制通胀的力度和速度再缓和一点，再稍微放松一点，当然不是大规模放松，只是不要过紧，贷款不要从增长16%一下子降到14%，可以降到15.5%，货币不要过紧的收紧，现在要从过紧收紧的情况下稍微放松一点，哪怕物价再回来一点，我觉得也能够保住我们中小企业更好的通过升级、转型。
另外，从资金来源上看，我们应尽可能让民间信贷合法化，合理化，民间信贷实际上对中小企业的帮助非常多。
沈明高：我认为应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融资渠道，提供更多的融资工具，把风险分散。首当其冲就是发展公司债，发展公司债可以让市场来选择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支持，什么样的企业不应该支持。这个主要推动应该在中央政府，因为目前我国公司债的基础设施目前还没有成型，目前有银行的短期债，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发改委的企业债，但这几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排除了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中，小型的企业发债也不是很合适，但对于中型企业特别是中型的民营企业，它的发债渠道还是很少的，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最合适的融资渠道是发行公司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