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年前开始的那场伟大的变革，改变了亿万国人的命运，知青刘伟便是其中之一。也许是见证了太多宏大社会变动中个体生命的渺小和无奈，30年后的经济学家刘伟，更关注经济大潮涨落之间普通群体的命运变迁。当人们都在忧虑于政策复杂变动中的国家前景时，刘伟却冷静地告诉我们，关乎民生根本的就业，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
企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中国30年改革的成败得失？在这30年中进程中，你认为最成功的和最失败的是什么？
刘伟：改革进行到今天，与30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内容的内涵有了根本的变革。如今国内的体制背景、经济发展背景和国际的发展环境与30年前都有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人发生了变化，而人是改革的主体。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继续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依靠什么、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主要难点是什么、改革基本方式和基本路径是什么？这些与三十年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改革内容的变化，改革对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从而改革自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对它的各种各样的评价就是源于此。
这里我重点谈一下改革中心环节的变化。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不是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30年前提出改革开放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当时我国工商业企业资产占到了国民比重的87％。而中心环节是决定整个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个命题的提出在当时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调整的核心环节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点调整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分权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条块之争”。在前苏联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几乎没有权力和独立的经济体，中央各部委对地方的管理是垂直关系，我们称这种体制为“部门主义”。中国当时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毛泽东当时撰文《论十大关系》指出要全面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这种经济体制比“部门主义”要灵活很多，但它的弊端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30年前对企业改革的主要核心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归属问题，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而新时期提出的继续改革开放不是企业的划分归属问题，而是企业制度的变化，改革的深度和广泛性完全不同了。30年前提出以企业改革为核心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但是今天还继续提出要以企业改革为核心恐怕就很难成立了。今天，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还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我们应该自问。因为社会的主体就三个部分，一是家庭，二是企业，三是政府。30年前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通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完成了“抓大放小”，也就是说这种疾风暴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过去是政府主导改革企业，现在恐怕到了社会主导改革政府的阶段。
未来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大阻碍恐怕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的改革，所以我觉得当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应该达成一个转变的共识，即到底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还是以政府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如果真的达成转变共识，那么就真正上升到以生产关系推动上层建筑了。
增长回落还将持续
《中国经营报》：决策层一再强调，现在宏观调控正往预期的方向发展，只是人们的信心不足造成了现在对奥运后经济的悲观情绪。你认为，现在是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还是仅仅是人们的恐慌情绪？
刘伟：对于人们对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些悲观的看法和担心，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客观根据的。从客观上讲，中国确实存在经济上周期回落或衰退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讲呢？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中国经济5到8年是一个周期，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2到3年多则4到5年经济增长相对低落的阶段。
比如上次是1998年到2002年，这5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3％，这与中国经济普遍的增长速度比属于比较低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8％。但与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比较是很高的。
接着从2003年到2007年又是4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这4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6％，2007年经济增长达到了11.7％，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很多，经过这么高的增长以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个回落的过程。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来看，有个规律，一般到5年一个回落周期，那么经过这近5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中国经济该出现一个回调的阶段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的因素。
还有一个特点，中国经济在进行回调的时候一般回落比较迅速，也就是说下滑得比较猛，今年1~6月份的经济增长是10.6％左右，从7月份以后估计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长速度应该在10.3％左右，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整整跌落了1.5个百分点左右，这1.5个百分点的跌落速度是比较显着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也比去年同期跌落了大概1到2个百分点，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超过1%都属于显着的表现，所以人们才看到全球经济都出现了各种衰退的现象。
《中国经营报》：除了经济规律的运动周期造成经济回落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也对经济的波动造成一些影响？
刘伟：全球经济的衰落和市场的不景气也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贸易顺差极大的国家。
中国经济出现的回落除了经济周期运动的规律外，还有政策效果的影响。2003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出台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政策，但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是有时间差的，需要传导期，有滞后性。在美国、欧洲等典型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他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期一般是6个月到18个月，而我国是7个月到24个月，由于我们的市场发育不如发达国家成熟，所以货币政策的市场传导期要更长一些，效果不是很明显。
《中国经营报》：如果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经济回落期阶段，那么这个回落期还要持续多久？你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会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刘伟：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来看，目前出现的回落期还会持续三到五年，明年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9％左右。而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保持在8％左右，所以从经济增长的运动周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回落会持续2到2.5年。
《中国经营报》：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收缩银根，但为什么还是造成了流动性过剩？学界也有种声音，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有些失灵，你怎么看待政府出台的货币政策？
刘伟：货币政策紧缩效应之所以不是很明显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财政在扩张。财政是刺激需求的，而货币政策是紧缩需求，所以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会相互抵消一些政策效果，这种抵消既有好处又有代价，好处可能体现在使经济增长的波动不那么大，代价是会使出台的货币政策没有预期的那么明显。
第二，国内和国际的收支失衡。中国在这几年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处于贸易顺差大国，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一万八千多亿美元，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绝对是个资本流入大国，这与我们长期政策有关系，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一贯主张大幅引入外资，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中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所以有些人会疑问，国家从2003年就开始紧缩银根，为什么还会出现流动性过剩？国内国际的收支失衡导致了这个结果，外汇进入的速度大于货币紧缩的速度，导致货币紧缩政策有些失灵。
第三，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取得了显着的成绩，采取抓大放小，重组并购，国有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强，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基本上是国家在控制。这些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是越来越弱，而真正需要融资的都是那些一般竞争性的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对货币政策更敏感。而如果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货币紧缩效果不感冒的话，那货币当局的紧缩效果就很有限。
减税势在必行
《中国经营报》：宏观调控的政策走向也成了眼下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不能再紧了，另一种认为不应该放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伟：中国经济的回调是在高速度增长基础上的回调，这和其他国家是不能同比的，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普及和工业化加速的阶段，一般一个国家还没有完成这两个进程时会处于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因为投资需求很活跃，城市化普及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刺激了投资需求的增加。从发达国家来看，他们在进行这个进程的时候，经济增长和投资需求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下半年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通货膨胀，把防止通胀放在第一位。这和过去的提法是不一样的，这样看来，下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要进一步紧缩了。除了货币政策要进一步紧缩外，恐怕财政政策也要进一步收紧，特别是财政支出。
《中国经营报》：学界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是通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需求停滞。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滞胀”阶段，你更倾向于哪种观点？
刘伟：我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滞胀”阶段。
事实上，前段时间政府一直在强调结构政策，淡化总量政策，这次的紧缩可认为是“点杀”，有选择性的，即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地区和地区有区别，产业和产业有区别，行业和行业有区别，不同企业之间有区别等等，这种调控是结构性的调控，但是政府对总需求并没有说是紧缩还是扩张。
这种调控手段可能使宏观调控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它有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的运用就可能伤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所以，有人认为，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后，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倒退了。靠行政力量调控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不能作为长期的调控手段，这对资源配置和市场效率是有副作用的。
这种结构调控是政府在搞不清总量需求到底是扩张还是紧缩的时候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调控手段，如果政策层面认定是总量需求大于供给，那就会把控制总量需求放在首位，结构性的通账调整政策就意义不大。那未来的政策走向就会全面从紧，这也是未来政策的一个走向，值得我们观察。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政策层面如果认定失业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那么在总量需求上要进行扩张，会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如果是这种观点，结构性的调整方案也不会起到作用，和前一种观点认为的政策走向是相反的方向。
我认为，无论是哪种观点，我们的政府不应该再继续运用行政色彩的调控手段了。中国经济在短期来看是通胀的，但从长期来说，最主要的是失业问题。所以，货币政策不能再紧了。因为紧缩的空间已经到头了，法定准备金率目前已经到了17.5％，1994年通货膨胀在20％左右时，准备金率才到13％左右，所以紧缩的空间很有限了。
《中国经营报》：当前，减税的呼声一直不断，国家下一步的财税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你怎么建议政府正在酝酿之中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刘伟：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政策的主体和作用方式应该是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政府应该从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生产状况、技术创新方面给予一定的环境。
所以建议政策层面拓宽某些领域的准入门槛，扶持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升级。
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也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良环境的途径。比如第三产业等，这需要大城市化程度高的区域才能很好地发展。而我国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并不多，像河南、四川等人口上亿的省份，却没有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所以城市化不是简单小城镇，大城市化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的空间。
我上面提到政府应该从供给管理来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而供给管理学派基本政策主张就是大规模的减税，目前面临困境的主要是这些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除了承担税收，它还有一项很大的功能是解决大量就业，所以它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重要的。而且改革开放30年以来，税收的增长持续超过GDP的增长，中国工商业的税收环境在全球上属于比较严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减税将是提高国民经济的重要通道。
所以，从长期来看，控制失业率才是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国家财政收入以万亿数目增加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刘伟：这其实是一个公共财政转型的问题，财政不光是吃饭财政和投资财政，财政要提供公共品，如果财政提供公共品，那它的福祉就是惠及人民大众。
刘伟简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学生，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89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再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