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要咬紧牙关挺直腰杆，别人干不成，你干成了，这才叫能力。”王林祥说。
“我们不愿意承担企业经营之外的那些压力。”郭家学说。尽管东盛集团受宏观调控影响不大，但郭还是为那些由此倒下的民营企业心存不平：“去年民营企业出事的比例是历年来最高的，好多企业资金链一断就完了。”郭认为，一个企业倒下以后，就会给社会形成“民营企业靠不住”的观念，而这显然不是事实的真相。不久前，郭家学曾与央行的一位官员交流，其中谈到非公经济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连10％都不到，而非公有经济为国家贡献的社会价值是37％.郭说，按照这种情况，民营企业的坏账比例也应该达到37％，“这才公平，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贷款难。”郭家学认为，国有企业一个又一个倒下，我们的社会已经司空见惯，却偏偏不允许民营企业犯错误，一犯错误，“各种帽子都给你戴上”，没有人再为它说公道话。“媒体把老百姓的心理引导坏了—他们开始仇视创业者。”
2004年，香港学者郎咸平提出国有企业MBO中存在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引起一场大的讨论，一度点燃了民众的愤怒，让那些试图通过MBO来大展身手的企业家心存畏惧。伊利董事长郑俊怀涉嫌挪用企业资金MBO被抓。“我觉得郑俊怀不至于这么笨，”与郑较熟的王林祥分析，“以他的能力和声望，如果想MBO，到哪儿借不到几千万块钱？”郭家学也对郑抱有同情。
早在1986年，万科就已经明晰了产权，王石及其高管可以拥有40％的股份。但是他没要。“这个机会是我努力得来的，是合法的，我为什么不要呢？”王石说他为此让远在家乡的表弟把王家的族谱拿来，结果发现家族里没有地主基因。“你从来没富有过，突然暴发你把握不了。而且中国历来存在仇富心态，每次改造都是打土豪分田地，获取胜利果实。”王石的话里可能有玩笑的成分，但其中所含的戒惧让人深思。说起自己把鄂尔多斯从一个200多万资产的小厂做到了几十个亿，王林祥充满自豪，但是他在鄂尔多斯集团所占的股份只有0.3％.当初集团的人都曾表示，王总（王林祥）拿多少大家都没意见，王林祥想的是，理论是这样，但一旦你拿了，可能就会有意见出来了。为了集团的稳定和发展，他选择了少拿。“再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也没有什么花钱（个人消费）的机会。”
王林祥说，他被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官员称为企业界的“不倒翁”。王与近十任当地官员打过交道，原则是做到关系不远也不近。“政府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解决。我们企业有什么困难需要政府解决，并不是给我个人解决，大家明明白白。”王说，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开明非常有关系。
虽然董明珠不愿意使用“如履薄冰”一词，但她表示做企业要尽量谨慎，使自己不违规。即便如此，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仍被指为“褚时健式人物”，文章作者看到了“一幅国有资产如何流向私人的画面”。朱江洪为此起诉了文章作者。尽管案件以文章作者败诉作结，但董明珠认为，格力电器及朱江洪受到的伤害无法因此得以弥补。
减压有道
1999年10月25日，东盛集团收购第一个上市公司成功。郭家学在上交所把协议签完，听说当天就能过户，“当时的感觉就像在初中的时候，不经意摸了一下我喜欢的女孩子的手。那种触电般的感觉，真是热血沸腾。”那天中午和晚上，郭家学都没有吃饭，因为就是一点儿饭都不想吃。“你说如果不是干事业不是劳动，你能得到这些吗？绝对得不到。但是那种感觉我们经常会有。”
王林祥虽然诸多愁绪缠身，但一回到自己的企业中，就像换了一个人。企业家的本能使他精力充沛。
比起这些“苦大仇深”的企业家来，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人如其名，天天快乐。在高看来，自己要比很多企业家做得轻松。高天乐与王均瑶是同乡，住的地方也很近。王经常跟他讲自己忙得不得了，所以二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他没有时间跟朋友们在一起，包括家人。他太忙了。你办企业为什么？”高天乐认为，如果自私一点说，办企业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一个企业经营者整天忙得晕晕乎乎，自己吃也吃不好，睡觉没时间，那我觉得哪怕你做得很大，很成功，也是失败的。一个企业家太忙不正常，把自己累垮了，身体都没有了你说还有什么？我觉得人要轻轻松松地过一辈子，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对身体的伤害是最大的。我要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不办企业了。”
当郭广昌、王林祥、张志祥等人为了自己的项目审批奔走呼告的时候，高天乐每天早上9点钟起床，喝完保姆端来的茶，接着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用过餐，他不会为去不去上班而焦虑。高天乐很少接听公司打来的电话，因为公司一般不会找他。到了晚上，他会去打打乒乓球，游游泳，或者参加一些应酬，也可能会看电视看到很晚。
高天乐从事的是工业电器制造，基本未受宏观调控影响。他对受宏观调控打压的企业的看法是：“你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个预案，要考虑你的风险在哪里，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市场经济竞争是需要理性的，结果也应该是可以预测到的。哪些要干，哪些不要干，思路要清楚。假如说，你做的事都是预料不到的，或者都是把握不好的，一个项目进去以后，未来把握不了，前功尽弃，那你找谁哭呀？我做了十几年生意，辛辛苦苦把企业搞到现在，本来很富有，到最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谈到压力，高天乐认为每个人都有压力，而不仅仅是企业家。高的一位老师跟他讲过，“你们现在的压力是什么压力？我当初干革命的时候，冒着杀头的风险，你们不过是钱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高天乐觉得老师的话有道理：别人经营一个国家、经营一个地方政府不是比你的企业难多了？民营企业做到中国最大，目前也还是小企业。所以企业家应该超脱一点，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印象深一点，做得实一点。“你站不高，陷进去了，当然就很累。那么忙，结果又很差，那不就是压力很大，自己想死吗？”
高天乐能够得到悠闲的生活是他坚决充分放权给职业经理人的结果。高说天正有一个“最好的管理团队”。“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经理人，我请过来，给他一个团队。权力是充分授权，但是我们的约束他必须要接受，出了问题他要承担责任。”高天乐说，他的工作只有两个，给企业做出规划，找到合适的人（包括花大价钱“挖人”）。高跟公司的人说，我自己没有纪律，但是你们是要有纪律的。“董事长还要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不是要苦死了？”
对待职业经理，高天乐的态度是，“买房子我给你钱，你没车子我给你买车，这个不好了我给你换好一点的，就像兄弟一样，有什么困难你找我。”对于不得不辞退的高管，高天乐也做得“客客气气”，开一个欢送会，按理该补一个月的工资，高给他补两三个月的。“这样不论他认为是自己不好还是公司没有发现他的价值，他都会觉得公司对他还是不错的。”高说，他平时请员工吃饭比请领导多，大家相处和谐，别人就不会恨你。“其实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你。”
来自浙江的企业家似乎都比较乐观。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认为，宏观调控给民营企业家造成的恐惧，即使有，“也未必很多”。“民营企业本身就是放养的，没有多少民营企业拿到了政府的多少资源和支持。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整体经济战略，对民营企业有影响的，但也是绝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