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TCL集团再度发布公告,称“计划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10亿股募集资金20.1亿元,用于支付收购旗下子公司华星光电30%股权剩余价款,其中董事长李东生拟以不超过3亿元现金认购”。 自2012年5月至今,李东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TCL集团股票19次,增持数量达5173.6万股,占总股本0.61%,耗资超过1.14亿元。目前,李东生持有TCL集团股份数量为5.1亿股,占总股本比例达6.02%。 作为TCL集团第一大股东的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并不参与此次定向增发,这意味着李东生所持有的TCL集团股权进一步增加,第一大股东9.8%的持股比重会被进一步稀释。 纵观TCL集团的股权结构,国有法人股惠州投资虽拥有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但作为公司董事长兼第一大个人股东的李东生却拥有绝对的企业话语权。在公司不存在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背景下,最近两年来的频频增持不得不令人怀疑,李东生此举“醉翁之意不在买卖股票赚钱,而在谋取对TCL集团的实际控制权”。 笔者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相对于李东生同时代的企业家,春兰集团CEO陶建幸、长虹集团前董事长倪润峰均是败于当年的管理层MBO,不得不沦为高级打工者,最终面临着被政府随时以“到龄退休”名义免职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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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面对格力集团和格力电器双料前董事长朱洪江在企业发展的高峰时期,突然被“到龄退休”为名,让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接任,最终错失格力电器的千亿庆功宴。相对于朱江洪只是国企打工者的角色不同,董明珠显然更加善于利用战略投资者的话语权,硬生生将大股东珠海国资委推荐的候任董事周少强未获通过,最终确立自己在格力集团和格力电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尽管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通过成立公司高管和国资委共享持股的海信电子控股公司,如今已将最值钱的海信商标,以及空调等白电业务等收入这家公司,但其仍然要面临时时被青岛国资委监管的压力,以及在海信集团与海信电子两家公司资产增值保值的压力。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身上。作为一家乡镇集体企业,虽然张瑞敏在过去28年来一直牢牢掌握着公司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但面对退休这一恒古不变的话题和青岛政府对海尔的持续关注,如何让这家企业最终仍然按照张瑞敏的思路走出去,面对模糊不清的公司股权和变化莫测的高管控股,仍是一个未知数。 同这些家电同行企业家比,李东生面对惠州投资公司这家国有法人大管家,显然获得了更加自由而宽松的企业经营、资本运作和战略规划的话语权和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东生可以稳坐“TCL集团的钓鱼台”。 已经奔向60岁法定退休年龄的李东生,不会没有看到这些同一时期的家电企业家,因为缺失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而离开曾经奋斗的企业。同样,李东生绝不会不去想,一旦他“到龄退休”,TCL集团能否还继续按照其个人的想法和规划走下去的话题。 如何避免政府的“到龄退休”这一法定的政策,如何让企业的发展始终可以掌握在自己或者自己相信的人手中,李东生现阶段唯一所能够做的,就是要逐步完成对TCL集团绝对话语权的建立。这种建立的前提,不一定是个人完成对公司的控股权绝对增加,也可以团结联络一批资本市场的志同道合者。显然,这才是李东生的真正“攻心计”。